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与翻译——从"龙"和"dragon"谈起

汉语中"龙"和英语中"dragon"的不当互译引来了诸多跨文化交际的麻烦。"龙"和"dragon"的问题是一个语言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更是一个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哲学问题。在对两个概念重新编码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对象文化接收者的选择性、倾向性和认知特点。两者的指示意义大不相同,联想意义更是有天壤之别。在保护、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时候,要让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建构,破除以西方的"文化霸权"为特征的西方话语权力中心。在学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不妨由政府来正式向外公布"龙"的准确英译名,这对于"龙"的形象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的重构和传播是有利的。     

学者“框架”反思:整合传播过程与效果的理论

对于新闻传播学现有的过程及效果理论来说,李普曼于1922年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的"刻板印象"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至关重要。它们一方面作为信息选择的关键因素解释了大部分的新闻生产机制,另一方面也以"导向选择"的方式提示或曰限定新闻传播学者对传播过程与效果理论的生产——这一脉理论几乎都关涉"选择"。在新媒体时代,从主观与客观、现实与新闻建构、信息搜集与扩散、宏观与微观、集体与个人等五个方面理清传播过程及效果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有助于整合相关理论。     

节目主持人话语实质特征解析——基于巴赫金话语理论与符号学原理

巴赫金话语理论是具有创新性的实践话语理论,符号学是语言研究最根本的理论依据,以这两种理论作为研究依据,探寻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实质特征,可以发现:节目主持人话语实质具备对话性和意见信息表达性,节目主持人与受众不是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的单项传播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关系,且处于超时空对话状态。任何表述或话语都不可能是中性的或中立的,节目主持人话语表达实质上是意见的传播。传播身份决定主持人在传播事实性信息时,需要最大化减少个人意见,在传达媒介和主持人观点时,需阐发独特有效的意见信息。意见表达效果与含蓄意指有直接关系。     

媒介传播中的话语权倾向

在当代的信息传播中，信息的发布存在着话语霸权现象和话语歧视现象。本文所讨论的“话语霸权”，仅仅指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传播中，存在偏重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的倾向。文章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如果不能有效地调适和遏制这一特殊现象的扩张和蔓延，那么公众的知情权和信息的拥有权则是偏颇的。     

视觉化对当代信息传播的影响

视觉化是当代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取向,对信息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扩大了信息传播的受众范围和民主程度,有助于建构新的公共话语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信息的平面化和娱乐化,并有可能导致一种新的视像霸权。     

论影响新闻媒介重新定位的受众因素

科技革命和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从而一方面使人们的各种需要的满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人与物质消费品和精神消费品的关系越来越带有临时的性质,这一现实就为信息传播者塑造了一大批接收者,即受众,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以及电影、电视的观众。受众是传播的最后一个要素,是传播过程得以     

扩张的帝国与冲突的世界——论美国传播霸权的实践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美国的传播体系更加成为一个"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其霸权的控制力也在不断增强.文章采用地缘政治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美国的传播霸权在各个地缘政治区域内制造了怎样的喧嚣与纷争,大致将美国霸权地图划分如下:美国与欧洲、美国与拉丁美洲、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与伊斯兰教国家.这四对矛盾体基本上可以涵盖美国传播霸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和表现.     

中国农村“两级传播流”研究——来自四川宝山村信息传播系统的个案调查

"两级传播流"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开创了大众传媒的有限效果时代,更重要的是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更突出个人影响——面对面的交流弥补大众传媒宣传的不足,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信息流",更是一种"影响流"。本文从"两级传播流"的第二级入手,运用"意见领袖"、个人影响和人际传播等概念,通过对四川彭州宝山村在5.12地震前后信息传播的特点分析,得出人际传播是农村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的结论,并基于个人影响广泛存在的事实,认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两级传播"现象。     

新媒体传播形态及产业化传媒重构

新媒体传播结构和形态的最大特点是"去中心化"。当下信息社会基于互联网、物联系、云传播等庞大的去中心化、全开放、全媒体、全时空的信息传播体系,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全形态"的信息传播交易平台,而互动性和反馈性服务理论引入新媒体经济运营范畴,更为现代大众传播方式与经营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媒介多样性,导致传播形态和传播产业结构重构;以网络经济前沿理论为观照分析新媒体信息交易的流变过程、传播平台的盈利模式以及传媒产业转型与重构影响可以知道,媒体产业化传播重构将是一种复杂共生关系和多维融合共赢发展的路经;新媒体全时空的传播彻底改变传媒产业原有传媒权力分配和传播情境的同时也导致传播生态秩序的混乱;信息自由流动与社会和谐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抗性,新媒体多样性形态传播与产业化传媒重构发展要有相应信息规治制度作保障。     

浅谈文献信息传播理论与图书馆学

从探讨文献信息传播理论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出发 ,研究了文献信息理论与图书馆学之间的关系。首先阐述了传播及文献信息传播的含义和分类 ,然后重点分析了文献信息传播过程及图书馆在整个文献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从而得出图书馆学是文献信息传播理论的分支理论的结论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变迁中的新闻传播因素分析

台湾政治转型之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发生了重大变迁。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受到历史、政治、民族、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新闻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信息多元化、政治议题设置、政治话语和媒体立场构成了新闻传播影响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变迁的基本因素。以政治信息多元化分裂民众政治认知为逻辑起点,新闻传播通过政治议题设置引导公共舆论,以"台独"话语霸权影响民众政治话语,以媒体立场劝服和改变民众政治立场等方式,导致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变迁。     

从“把关人”理论谈高校办公室的信息工作

"把关人"理论是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把关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与传播信息。高校办公室是高校信息系统中的"把关人",在信息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办公室必须强化责任意识、人本意识和创新意识,做好信息"把关人"。     

网络传播的社会学视角

网络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的与众不同的传播方式已崭露头角。社会学的渗透使传统传播学的领地在悄悄扩张。庞大的网民队伍奠定了网络传播的基石。网络传播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网络传播也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信息发布权的分散对传统话语霸权是一种挑战。     

“媒介帝国主义”与传播霸权

现代传播技术推动了经济与信息的全球化进程,同时也导致了传播霸权与媒介垄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开发和控制了现代通讯与传播技术,形成了新的"媒介帝国主义",使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体系的建立受到影响和支配,国家文化主权也遭到严重威胁.科技全球化下的媒介已成为强国用以雏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有效工具.     

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作为当代西方备受关注的一种激进话语,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接合理论。按照拉克劳和墨菲自己的理解,其话语分析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的彻底超越。因此并不存在"文化霸权"概念。但是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视阈出发,我们将看到:后马克思主义仍停留在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层面上,但这种"文化"霸权理论对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理解亦具有借鉴意义。     

无障碍传播的理论模型及其应用——以电视媒体之于视听障碍者的传播为例

无障碍传播就是扫除信息传播中的一切障碍,实现信息平等地"到达人人"的过程。无障碍传播不仅是一种倡导信息平权的理念,更应该被具体化为推动信息无障碍建设的理论框架。针对不同用户的特点以及所要达到的无障碍传播的效果,可以构建一个包含目标受众、实现方法、参与者、预算开支、资金来源以及运营模式等六要素的理论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确定用户群体及其特点是基础,技术方法是无障碍传播实现的支撑,参与者分析是关键,合理的预算及持续的经费来源是保障,实用有效的运行模式是保障无障碍传播持续性发展的制度性框架。此外,一个有效的激励及监管机制和包容、平等的社会环境是无障碍传播得以开展的外部条件。     

新传媒 新素养:媒体素养教育的变与不变

随着传播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与阅听人二者已不像过去仅仅是"上对下"的产制-接收者关系,而是以一种打破单一产制者或单一接收者的多面向方式存在于当前的媒体环境当中。媒体素养教育面对当前的传播现实,所应持有的"变"自然是发生在媒体近用的方式中;而"不变"的仍是媒体素养所强调的阅听人具有发声能力,以期媒体作为公共领域中实现公民权利的一种方式,并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样板戏的全媒体传播及文化意义解读

样板戏作为文革时期最具权威力量的文艺形式,依托国家权力机构的参与性力量获得了这一时期文艺传播的唯一合法权力。借助于全媒体的传播,样板戏将宰制意识形态渗入世俗生活之中,达致通俗性、普泛性目的,在文艺信息匮乏的文革时期,全媒体的传播使样板戏形成了普遍的信息环境,文化霸权在此信息环境中以自然而然的方式确立。样板戏的全媒体传播过程,帮助建构了全民共享的民族文化仪式,从而将个体整合到集体之中,强化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形成维系整个社会的统一调子。     

霸权心态与人权异化——兼评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的霸权心态源于清教文化中的使命观与"救世主心态",并由此演绎出诸如"负有传播先进文明、教化落后民族义务"的思维模式.基于美国特质文化的霸权心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意识形态斗争和冷战思维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人权外交理论.美国人权外交绝非出于利他性目的的,而是同其认知界定的国家利益(主权利益与强权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权目标服务于国家利益.在霸权心态驱使下的人权外交实践实际上成了人权异化于其本质内涵的载体.美国人权外交的非策略性决定了人权异化的持续性.冷战后的国际现实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霸权欲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割裂人权概念的完整性与历史性、人权高于主权和人权双重标准等人权异化现象仍会长期存在.     

威廉斯的“都市霸权”理论及其启发

英国文化研究专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理论生涯后期提出了以都市作为中介剖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模式的"都市霸权"理论.这一理论详细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文化中,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通过相互推动来保持社会发展张力的霸权运动具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