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教学研究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新合作主义：欧洲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治理理念在欧洲遇到了发展困境,在“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欧洲城市治理理念开始向新合作主义转型。本文从当代欧洲城市治理理念朝向新合作主义的流变为分析起点,剖析新合作主义城市治理理念的思想基础和运作程式,并对其运作过程中的优势和弊端加以评价以资我国城市治理的借鉴。     

美国共和党的合作主义政策及启示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实行以自愿的方式与大企业合作,这种自愿的合作主义政策,解决了部分失业和贫困问题,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繁荣。但也加剧了垄断和投机盛行,法制松弛,背离了平民主义的传统,导致了贫富悬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使繁荣最终以大萧条结束。后来,罗斯福政府通过“新政”,实行严刑峻法,重建和谐社会,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将共和党的这种自愿合作主义变成了强制合作主义。     

新合作主义能否整合中国的劳资关系?——以上海市的实践为例

20世纪欧美国家的实践证明,新合作主义体制是工业化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一条共同经验。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形态向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借鉴新合作主义经验,建立新合作主义的劳资关系体制十分必要。上海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先锋,具备一定的基础,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创新、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等方式,建立新合作主义体制,形成平衡的劳资关系。     

合作主义与澳门公民社会的发展

源远流长的澳门民间社团,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澳门的特殊管治需求而不断体制化,进而形成以代表性社团与政府紧密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治理形态,由此导致以社团为主体的澳门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导向.回归以来,随着居民政治身份及其与政府关系的实质性转变,既有社团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日趋减弱,而在蓬勃发展的公民结社中涌现的新兴社团不但促进了民间社团的分化,而且推动了抗争型社会运动的发展,令以合作为导向的澳门公民社会进入变革与转型的新阶段.     

合作主义模式下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合作主义模式下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组织具有合作主义的体制基础,正处在国家合作主义向社会合作主义的过渡阶段。合作主义模式下国家和民间组织之间是一种互惠、协商、合作的关系,民间组织不但是国家整合社会利益的管道,而且国家也透过民间组织汲取社会资源,在双方的互动与合作下相互适应、相互增权、共同成长达到国富民强的双赢目标。     

杜维明与“儒家文化归谬主义”

杜维明提出和探讨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方面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儒家传统也已进入博物馆的说法,一方面继承新儒家前辈确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的传统,推崇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杜维明先生系列讲学和论著的重要基调。这一基调始于杜先生对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现代化的思考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 ,一直是学者们颇为关注的问题 ,近来从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去探寻两者的差异为了一个颇显新颖和深刻的突破口。本文结合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等东亚国家成功的现代化 ,分析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重点强调了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的合理因素、积极因素 ,但同时也说明了中日等国儒家文化的不同 ,认为儒家文化只有通过适应现代化的改造、发展才能获得新生 ,对中国的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     

合作主义机制和地方竞争力的提高

合作主义是促进地方竞争力提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只有依靠全社会的通力合作 ,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目标才能实现。与社会合作的意义在于 ,社会只有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前提下 ,才能焕发其原创精神和进取激情 ,才能给未来的发展注入真正的活力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

21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 ,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 ;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 ,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 ,并可望在 2 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西学东渐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其主旨以传播西学为主,向中国人传播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的史地、哲学、司法、天文、工商业、文学、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鸦片战争后,它更成为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撰写有关西学著作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因此,可以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

从 1 9世纪中叶到 2 0世纪初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 ,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研究和关注。很多思想家从中西社会比较研究入手 ,批判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 ,并试图综合中西社会福利思想主张 ,构建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他们还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 ,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 ,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     

从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

八面体佛塔起源于犍陀罗,最初为适应犍陀罗八角形支提殿的形制而出现。佛教入华后,八面体佛塔被中国僧人广为利用,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运用考古学方法,通过犍陀罗八面体佛塔与北凉石塔、甘肃庆阳石窟的比较研究,对楼兰八面体佛塔进行了复原,归纳出八面体佛塔从犍陀罗到中国的传播路线。     

末泥与胡乐西来

本文通过考证指出,宋杂剧中的"末泥色"源出于西来胡乐"合生"的表演者胡人袜子,文章进而对袜子与末泥(末尼、末)之具体关系、袜子与优中之少者的关系、末泥与合生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释。以上研究表明,通过西域传入的胡人乐舞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形成曾在某些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     

孔子正名论与孔门文学观

孔子的正名说是礼学,在先秦诸家名学中自开一派。其正礼乐、正刑法、正民风、正身、正言等正名思想,孔子的文学观来自于孔子正名说。后代学者所引论、阐发的孔子文学观,由于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很难代表孔子的原意。     

文庙与云南文化

从符号学的视角看,文庙是一种公共性的儒家文化象征符号。云南文庙除了承载教育和祭孔功能外,还是中央王朝推行“王道”的政治象征。文庙的建立和推广,对云南多元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孔子学说与汉语语言观的形成

统治中国封建王朝达二千年之久的孔子学说对汉人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语言是思维工具,思维方式同样会影响语言结构.以意治形的汉语语言法则应该说与汉人的重理解感悟的运思特征紧密相联的.     

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文化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才是导致官吏作风腐化以及中国政治及社会进化迟缓的重要原因。儒家文化通过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而达到了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这对于弥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也具有普遍的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沈从文与儒家文化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沈从文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艺术追求,对儒家文化封建性的一面进行了抨击,同时对其合理而积极的因素进行吸纳、改造,体现出一种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不入流俗的大家风范.     

先秦儒家仁爱学说略论

儒家仁爱以“亲亲”为本,讲“爱有差等”,有一定的心理和情感基础,并非悖人情 而为之。而就其所及的范围而言,最高境界的仁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在博大宽广 ,既不自私,也 不狭隘。墨家对儒家仁爱的批评实有很大的误解,近世以来,反孔和尊孔两派亦未能有真 正确当的认识。儒家仁爱学说独特的内涵、性质和价值,实有待于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