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夏战争对范仲淹文学创作的影响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宋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吏,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化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后期词风的影响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影响了北宋词的发展。宋夏战争至北宋后期虽然接近尾声,但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主战与主和所引发的严酷党争,深刻影响了词人的人格心态与创作心理。在宋夏战争的现实背景下,北宋后期词在创作主题及艺术形式上均发生了明显转变,侧重以闺情离怨承载苍凉绮怨的悲情体验。对宋夏战争与北宋后期词风转变的揭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民族关系格局与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咏史怀古词创作的影响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词人的忧患意识与人格精神,这不仅孕生了"以诗为词"的创作理论,同时也促发了以古喻今、感慨兴衰的创作实践,从而将咏史怀古词的创作推向了创作高峰。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咏史怀古词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深入发掘北宋词的嬗变轨迹与时代内涵,同时也印证了古代民族关系格局对文学时代风貌的深远影响。     

宋夏战争史研究的新视角——《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评介

《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一书是香港中文大学曾瑞龙先生的大作,笔者对此作了评介,认为观察问题视角独特是该书的突出特点。该书从个案分析入手,围绕北宋中后期拓边活魂的内在推动力、北宋对夏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的关系、北宋后期拓边战争的政治意蕴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宋夏战争新的思考路径。     

南北宋之争与清代浙西词派的发展演进

南北宋之争肇因于词家振衰起敝的共同意识,是清代词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浙西词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相关探讨贯穿了浙西词派的发展历程:为反拨明代"花草"词风,朱彝尊提出宗尚南宋,正式开启南北宋之争,除南宋雅词一系外,南宋豪放词也曾是其推尊对象;厉鹗在朱彝尊的基础上丰富了争论的内涵并提出南北宗之争的概念,借此将豪放词剔除出宗尚序列;浙派后期词家对南北宋之争进行弥缝补苴,王昶提出诗教意旨作为衡量词格高下的标准,吴锡麒则借用明人正变说以变革厉鹗南北宗概念,在宗尚序列中加入了北宋婉约词;郭麐则在宗尚南宋雅词前提下,规避了界化南北的词风分判。姜夔被浙西词派词人赋予词圣的地位,以与常州词派所推尊的周邦彦相对立,成为南北宋之争中的一个理论节点,反映了浙西词派的新发展及与常州词派在理论内核上的逐步趋同。南北宋之争也是考察清代词学的一个关键点,该争论与清代词坛各种思潮皆有互动关系,并参与了整个清代词学的建构。     

芦川著作所涉闽人序跋之词学价值略谈

张元干(1091-1161),字仲宗,自号芦川居士、芦川老隐,又号真隐山人,永福(今永泰)人.南宋前期著名词人,尤以豪放词著称.张元干继承和发扬了苏轼词的豪放风格,在南宋前期国家危难之际,将民族恨和爱国情融于词中,力扫形式主义的华丽词风,成为上承北宋苏轼、下开南宋中期辛弃疾的豪放词派关键词人之一.     

苏轼豪放词形成的主观因素

豪放词成熟于北宋中晚期,它的奠基人是苏轼。要探究苏轼豪放词风形成的原因,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指作品风格受作家生活的时代的制约,受本民族中美理想的影响,受作家阶级的局限。主观因素则表现在作家生活实践,作家所受的思想影响,作家本     

柳永才是豪放词真正创始者

豪放词并非苏轼始创,柳永曾作为先驱为宋代豪放词创作开山导路.柳永凭其豪放特质作词,以丰富题材拓宽了豪放词的表达空间,以独特手法提供了豪放词的表现范式,以雄壮背景赋予了豪放词高远壮阔意境,以沉雄狂放风格树立了豪放词俊逸风骨典范,以《望海潮》、《双声子》等壮美雄放之词开北宋豪放词创作之先河,为宋代豪放词创作绘制出写作模板典范.其于豪词创作的领导性巨大贡献,促成北宋豪放词问世后能在当时词坛形成一股豪词创作风气并逐渐发展兴盛.因此,柳永实际上已经以宋代豪词创作开拓者、领导者的姿态成为引领苏轼、辛弃疾登上宋代豪放词坛巅峰的豪放词真正创始者.     

论遗山词的词史地位及其独特性

在金词融会北宋词风的过程中,遗山以其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词和北宋词的交融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的交融,遗山以其极高的词创作成就而成为这两种文化交叉点上的佼佼者。遗山推崇苏、辛,词风豪放,对元词的发展走向很有影响。在沟通宋、金词以及在金、元词的延续上,遗山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遗山还是在具体词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词创作的金代最重要的词人,其词体制完备;词中尊杜,极善融化唐诗;其词又有明显的“史”意识影响的痕迹;金、元之际文人歌酒狎妓之风在其词中时有反映;清代词论对其词毁誉不一。凡此种种,都体现了遗山词的独特性。     

试论灵州弃守之争

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是北宋西北军事重镇。它的西面是河西走廊,宋初这一带主要散居着回鹘族部落;西南则是吐蕃诸部的分部区;东面越过早海(今毛乌素沙漠南部)便是党项四川旧地,是汉、党项、回鹘、吐蕃各族势力间的连接点,因而也就成了宋夏间的必争之地。至道、成平之时,李继迁围攻灵州,宋政府内部就灵州弃守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即灵州弃守之争。灵州一战,实为宋夏百年战争的开端,而灵州弃守之争便确定了北宋政府对夏战争的基本策略,在宋夏关系史上,有它不容忽视的地位,对灵州弃守之争的剖析,将有助于整个宋夏关系史的研究。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阵法及其影响

北宋自太宗朝起,统治者就对阵法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建设,以期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北宋末年,当政者抱残守缺,以防范武将为己任,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南宋初年,宋高宗企图通过继承和沿用北宋诸帝授阵图的传统,实现“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然而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和“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的影响下,阵法创制流于形式,预授阵图成为统治者控制武将的重要手段,在战场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南宋武将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控制,并自创适合与金军作战的阵法,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宋金议和后,“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再次发挥作用,南宋初名将云集的局面不复出现。     

略论地缘政治与北宋外交

北宋时期由于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 ,形成了新的外交格局。面对三种不同的外交对象 ,宋王朝采取了不同的外交途径 :与辽国的对等外交 ;对西夏、高丽等国根据地缘政治形势的不同而灵活外交 ;对于地缘政治关系较弱的国家 ,则采取传统的朝贡外交途径。     

陕北宋代堡寨分布的特点

修堡筑寨是北宋对西夏战争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北宋政府在陕北地区修筑了大量地形和地势有机结合的堡寨。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实地考察和对堡寨的功能和作用分析可知，北宋时期的堡寨主要分布在交通要道、地势险要以及土壤肥沃之地和有丰富水源之处。这些堡寨在当时对西夏的战争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简论北宋对西北缘边吐蕃熟户的政策

北宋时期,在政府大力招诱政策的影响下,西北缘边诸多吐蕃部落相继内属而成为熟户。吐蕃内属后,宋蕃民族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北宋政府根据边情和统治的需要,对缘边吐蕃熟户实行了许多绥怀优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封爵、给田免租、通贸易和恤刑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北宋剩员制度再探

禁军中的老弱病残通常被降退为剩员,这是北宋兵制的一项制度规定。但北宋禁军有诸班直、上四军、普通禁军等组成,不同禁军降退为剩员的情况各不相同。诸班直军士在北宋前三朝很少被降退为剩员,上四军军士在宋神宗军事改革之前,大多被降退为带甲剩员,带甲剩员在军事改革后逐渐被取缔。普通禁军则被降退为剩员或小分。     

试析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军事失利的原因

北宋中后期,宋夏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虽然北宋的国土、户口、耕地、军队兵员、经济实力,均远远超过西夏,但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却在几场重要战役中惨遭失败。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及宋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其中一些防范措施却走向了反面,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次,宋夏战争初期,北宋朝野上下对西夏极为轻视,结果战略决策失误,最终导致惨败。     

论北宋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法制之运作

在北宋西北边疆地区,宋夏对峙致使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复杂.这种态势直接影响到北宋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司法,即由遵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到逐步推广适用北宋国家法,而边臣的言行对民族法制运作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北宋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法制运作实践的图景.     

北宋西北沿边堡寨商业化研究

北宋在西北沿边修建的堡寨,除了用来抵御西夏进攻和招抚沿边蕃部的作用外,还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其原因主要为宋夏战争的影响和推动;以及宋朝和西北周边少数民族经济互补性的需要。沿边堡寨的商业化特征表现在多个方面,但由于西北沿边堡寨的特殊性,这种商业化还表现出先天的弱点和不足。尽管如此,北宋西北沿边堡寨的商业化在推动当时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北宋铜铸币额考论

关于北宋铜铸币量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北宋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学界有关铸币量研究尚有分歧的问题,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纠正并确定了北宋各时期的铸币额数.北宋铸币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波动,主要原因有钱监的兴废;铜产量的变化;财政需要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