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莫高窟吐蕃样式壁画与绢画的初步分析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中唐至晚唐石窟中具有吐蕃或吐蕃与印度波罗样式的壁画以及藏经洞所出具有同样风格的绢画从作品内容著录、图像渊源、年代判定，与吐蕃本土及汉地艺术传承的关系、相关的政治文化背景等若干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与分析，指出唐蕃时期唐蕃美术的交融是后代蔚为大观的“汉藏艺术风格”的源头，也是中国多民族美术史的重要篇章。     

敦煌遗书《毗尼心》与莫高窟196窟比较研究

依据敦煌遗书《毗尼心》所引述的各部律论、律宗撰述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可推测其撰述年代在道世与义净之间,即7世纪半至8世纪初。《毗尼心》的作者可能是敦煌僧团的"都司",是依僧团最高机构名义颁发的;在戒律的行仪与文献的引用方面深受四分律宗法砺、道世、道宣等的影响,在思想上继承了地论学派的思想体系;同时,《毗尼心》为敦煌僧人学习律学的纲领性撰述,在敦煌具有权威性的领导地位,并开启了吐蕃时期律抄盛行的风气。同时,《毗尼心》的内容出现在莫高窟196窟,根据该窟的题记、空间布局和壁画内容,可以确认该窟为"戒坛窟",是僧团传授比丘戒等的石窟。从《毗尼心》、196窟的题记与图像的对照与综合分析,可以呈现出敦煌僧团的戒律活动,探讨敦煌律学与南山律学的关系。     

"特蕃"考

“特蕃”是敦煌文书对公元9～10世纪间吐蕃在河西及陇右地区的统治结束后的百余年的一个时代的专称。公元9世纪中期至10世纪后期,以敦煌为中心的陇右地区广泛使用吐蕃文,吐蕃赞普形象重新在敦煌石窟大量出现,说明吐蕃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当时的统治者们对吐蕃影响的利用,以及吐蕃对中华民族社会进步发展的贡献都相当深远。     

法藏敦煌吐蕃占卜文书P.T.351研究

法藏敦煌吐蕃文书P.T.351是一份比较特殊的占卜文书。尽管佛教意味浓厚,但文书中的"夷施弥施诃"一词为判断该文书的宗教属性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卜辞内容的仔细爬梳,从藏文书写规则的历史演变以及卜辞所处语境进行分析,判断其景教性质及大概的成书年代。反映了景教在敦煌乃至河西地区吐蕃部落的传教活动中,曾利用包括吐蕃禁忌在内的传统习俗和生活场景进行宣教,充分体现景教传教活动的本土化和灵活性。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丝路视域下8—10世纪敦煌民族交融与文化互鉴——从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谈河西民众社会生活

唐宋之际,诸多民族汇集交融于敦煌河西地区,多方政治势力交织,地域政治主导权或丝路经济控制权在粟特、吐蕃、回鹘、汉族等民族中交替或并存,为这一时期敦煌民族交融和文化互鉴奠定了基础,影响到了河陇地区,乃至西北社会文化的变迁与重构。吐蕃长期占领河陇西域地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量内容涉及吐蕃日常社会生活,自殷商时期就已存在的占卜习俗,成为唐宋时期河西,乃至丝绸之路诸民族文化互鉴的媒介。敦煌文献IOL Tib J 740(Ch.9.Ⅱ.19)号占卜文本内容比较完整,是吐蕃占卜文献中最具典型性的文书之一,内容涉及占卜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等诸多方面,是河西社会各阶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表达了各阶层民众为争夺生存时空权的努力与欲望,也推动了河西地区民族间的交融。     

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宗教因素

吐蕃围困沙州期间,双方军力对比悬殊,为了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善国神乡,吐蕃一方围而不攻.为了促其早日投诚,吐蕃放还前期虏掠的沙州周边地区的守军和僧尼(可能包括莫高窟等地的僧尼在内).在军事威慑和攻心政策下,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占领沙州后,吐蕃统治者立即在沙州实施了强有力的兴佛举措,建寺度僧,抄写佛经,开窟造像,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使沙州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善乡佛国.通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是沙州当时的宗教地位和吐蕃的兴佛政策挽救了沙州,使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酿酒业简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吐蕃占领时期敦煌酿酒业进行了探讨 ,认为吐蕃占领敦煌之后采取与唐朝政府不同的措施来发展当地酿酒业 ,使其酿酒业有着鲜明的特点 ;蕃占时期的敦煌酿酒业对归义军时期酿酒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归义军时期的酿酒业是蕃占时期敦煌酿酒业的继续发展。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现在,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庙会文化中的和合精神1--以关陇地区传统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是举办方与参与者依某寺庙场地,怀着敬畏之心而共同建构起来的具有信仰性思想情感为基础的文化活动,内中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庙会祭祀是一种和合的表现。人们祈望通过祭祀祈祷的方式,将矛盾冲突协调化解,实现人神天地新的融合。庙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敬畏倾诉的平台,体现了民族传人循礼遵规的道德情怀。传统庙会为民众提供了多种愿景实现的文化场域,是一种地域生活的“和合”。     

大同善化寺“朱弁碑”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大同善化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辽金佛教寺院,所保留的唐代建制为国内少见。寺中现存的金代＂朱弁碑＂详实地记载了金代圆满大师历时15年的重建史实,对研究该寺的历史以及相关问题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汉官太常寺的组织学分析

文章通过对汉朝中央政府行政部门太常寺的组织学分析,指出汉九寺行政体系各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着组织目标不明确,机构冗散问题。太常寺设官渊源悠久,组织机构庞大,列于诸寺之首,但行政功能分散,不担当重要政务,后沦为清水衙门。     

泰山和圣祠与历史上柳下惠的崇祀

奉祀春秋大贤柳下惠的和圣祠，是泰山历史上的著名祠宇。考察其祠自创构以来的沿革兴废，并通过和圣祠祀，观察不同时代背景下对柳下惠的阐释与解读，以及其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动向与时人心态，有助于探索柳下惠与泰山文化的多层联系。     

论武则天与感业寺的几个问题——与气贺泽保规先生商榷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揆诸史实,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为虚构,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影响

寺院经济是藏传佛教寺院在藏区发展的产物。历史上,寺院经济曾是藏族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其初期和中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到晚期则逐步走向没落。     

宋无佛会寺——对石篆山《严逊记》碑的分析

北宋石篆山《严逊记》碑提供了很多历史信息,细致分析《严逊记》,可知宋佛会寺并不存在。严逊在分家以后对整个家族的资产并没有支配权,其养老粮除去生活之用和造像费用,并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供养寺院和僧人。严逊的儿子们并不支持造像举动,石篆山土地不会捐给寺院,而是3个儿子均分。希昼只是严逊的亲戚或者是他比较推崇的僧人,是从外地请来参加石像落成典礼的,并不是“佛会寺”开山住持。明代的佛惠寺重修者,有意捏造了宋“佛会寺”的存在是为了寺院经营上的考虑。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莫力庙历史沿革与现状

莫力庙（集宁寺）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30公里莫力庙乡。它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兴盛时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成为同拉萨三大寺和塔尔寺、拉卜楞寺以及五台山相媲美的朝圣之地,＂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2007年重新开始修复工作。本文拟对莫力庙的历史与现状做概述性介绍。     

北洋政府的寺庙管理政策评析

北洋政府在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些管理寺庙的政策法规,主要有《寺院管理暂行规则》、《管理寺庙条例》、《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等。这些法规试图制止当时社会上侵占寺产的行为,以敷衍宗教界保护寺产的强烈呼吁,但成效很差。究其原因,主要归咎于北洋政府缺乏诚意及管理措施不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