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 ,又是一个政治家。他一生积极进取 ,虽历尽坎坷 ,但始终能保持一种豁达、乐观的心境。原因就在于他能把儒家主体精神和佛道等各家思想精华兼容并蓄 ,以“无为”而求“有为”。     

苏轼的人生态度与人生体味

苏轼早在出仕之初就把人生视为一个不定的和漫长的持续过程。为了减轻人因生命有限、宇宙无穷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的悲观绝望和心理失衡,他主张把人的有尽的个体生命纳入人类生命延续的无穷过程,实现新的心理平衡;人的得失沉浮组成了人生起伏不定的漫长过程,主观意志不能完全左右,他主张只有采取随缘自适、超然于物外以观物的态度,才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新的希望。熙宁时期,苏轼被新法派排挤出朝廷,他开始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从直陈政见到寄寓托讽,从满怀信心地追求政治抱负的实现到淡化功名意识而追求精神满足,对人生采取一任陶铸的态度,把人生视为一个不断超越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追求过程。“乌台诗案”与黄州之贬,使苏轼深切感受到苦难遭遇中的人生况味,从此,他由追求社会公认的人生价值,转向探求心灵和宇宙的奥秘,努力寻求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因此,黄州之贬,对苏轼人格境界的升华,对他更深切地体认生命,对他后半生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词作看其人生态度

苏轼仕途坎坷、宦海浮沉,对社会人生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其词作中表现为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旷达中见豪放,旷达中显超脱,旷达中露婉约。苏轼思想庞杂,儒释道思想兼容并蓄,造就他身处逆境,能随遇而安,从容不迫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

不少评论家把柳永和苏轼分别看做“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苏轼很不满意格调日趋卑下的婉约词,而不少柳词正是格调不高、“浅近卑俗”,因此,苏轼就应被视为起来对抗柳词的健将。这些评论家的依据,是历代词话、诗话、笔记里的记载。其实,这些古代词话之类中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它们的作者的创作态度并不太严谨,以致经常出现张冠李戴或颠倒黑白的情况。如果只依这些不太可靠的二手资料,推断苏轼贬抑柳词,说服力并不强;但如果只根据苏轼本人的著作来判定他对柳词的态度,就看不出他有鄙薄柳词的意思。苏轼所谓词的“柳七郎风味”,其实并没有包含柳永词格调鄙俗这层意思。     

论苏轼的超越态度

苏轼的超越态度表现在超越名声、超越感情和超越痛苦三个方面。     

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     

文体改革与人生态度──林语堂文论集序

林语堂提倡幽默,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是文体改革的继续;二是人生态度的表明。在20年代和30年代,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林语堂在1924年开始提倡幽默,意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文体改革作进一步推动,积极意义较多;而30年代再度鼓吹幽默,乃是提倡一种冷静、超远、旁观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有较大的消极作用。     

自由之歌──论苏轼词的本质内核

围绕苏轼词作的本质内核,第一部分分析了苏轼人生体验的三个层次：对人生自由的表层体验,以入世法寻求自由,现实中无法实现;在矛盾中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展示了苏轼对人生自由的探索过程;只有做到物我双忘,才能实现心灵超越和精神自由．文章分析了追求人生自由调的意义,它来自时代又超越时代,反映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心路历程．第二部分从对“以诗为调”和苏词风格的辨析中,阐述了苏轼词的基本艺术特征：自由．从而将“人”、“文”统一于“自由”这一基点。     

苏轼与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试论苏轼的文化意义

苏轼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度与兼容精神;他屡受打击却始终不肯放弃的处世原则是中华民族韧性精神的集中表现;他幽默机智、洞明世事的睿智与聪慧是我国民族智慧性格的突出代表。     

安祥禅的人生态度观初探

安祥禅是由台湾当代佛学家耕云先生创立的一种新兴的居士禅,在人生态度方面提出了活在当下、安分守己、践行中道以及爱的人生等观点,显示了禅宗的人生智慧,对于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苏轼的旷达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苏轼的旷达是其在北宋"三教合一"成为思想界的普遍趋势下,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濡染佛老而形成的精神特质,是当时士大夫"修身以儒、治心以释"精神风貌的典型代表。苏轼的旷达给其文学创作打上了鲜明印记,主要表现为:以理驭情,清妙超然;搜研物情,理趣深邃;任性宣情,宏肆奔放。     

《周易》“不易”思想与苏轼的处世态度

《周易》“不易”思想指出在宇宙纷繁复杂的变化后面有其永恒不变的规律存在.《周易》“不易”思想对中华民族最深远的影响当在坚定意志的培养、独立人格的塑造方面.受《周易》不易精神陶冶的苏轼,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能始终坚守独立不移的处世原则.《周易》认为,只有具备坚定不易之操守的人,才能获得亨通的结果;若不恒守其德,则将承受羞辱,甚至凶险.而要想使人们具备坚定不易之操守,一则应使其明辨事理、洞悉祸福转化之道;一则应培养其远大的志向.《周易》中“变易”与“不易”之间的辩证哲学思想可说是苏轼旷达与执著兼容的处世态度的重要哲学依据之一.     

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

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直言敢谏,不避祸福的人格力量及乐民所乐、忧民所忧的旷达情怀在苏文中的体现。从他们师生指斥时弊的政论文及描写山川、清风、明月的文赋,可见师承关系的继承与传递     

论朱熹对苏轼散文的批评

苏轼散文在南宋风行天下的同时,也有着极大的争议性,受到诸多非议。其中,朱熹对其批评最为严厉,其对于苏文的负面看法从文章之道到创作技法的非议无不涉及,几乎可以视为苏文非议的集大成者。这主要出自于朱熹对当时崇苏热以及苏文大盛等社会现实的担忧,而在对苏文严厉批评的表象之下,理学实际上已经开始与苏学合流。     

浅论苏轼的创造力

创造性是人类本质的最高体现，创造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造力也是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还是个人谋生的重要手段。苏轼的一生，就是对创造力的生动阐释。苏轼艺术上大胆创新，使他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这种成就反过来给他人生带来积极的作用。苏轼日常饮食中的慧心妙运，使他度过了人生的窘迫，滋养并保全了生命。     

乐以忘忧——孔子的人生态度

《论语·述而》记载,楚国叶地的行政长官叶公向子路探询对孔子的评价,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的这一自我评价,真实地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     

简论韩国古代诗话对苏轼的接受

苏轼是对韩国汉诗影响深远的诗人。高丽、朝鲜时代的韩国诗话对苏轼的接受全面而深入,包括对其文艺观念,文学渊源、学习态度及文学史地位,作品风骨及意格,诗歌作法,生平际遇及轶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对苏轼的接受中,韩国诗话的观照视野受到儒家文化、中国诗话及中国诗坛风气的影响,且处处以苏轼为参照系考察韩国汉诗,呈现出主体性及开放性。     

苏轼的诗歌理论

苏轼的诗、词、散文俱佳，又擅长书画。他的诗歌理论，除了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形成的。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以“济世”、“救时”为目的。与此相联，他还主张“不能自已而作”。在艺术表现上强调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成一家”，但又力主风格多样化。苏轼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周易》“时”观与苏轼的处困态度

《周易》＂时＂观认为：人生处世只有与时偕行才能前途光明,若失时而动就会招致凶险。当不遇时应潜隐退避、养精蓄锐、静以待时,同时要善于利用困厄时期成就盛德大业;对于大才德之人来说,越是艰险之时,越是成就非常大功之时。这些观念对自小就开始研读《周易》的苏轼的处困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他始终保持乐观旷达态度的主要心理调节机制之一。     

论沈周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意义

沈周是明代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他卜居民间,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他与传统士大夫有根本的区别。他脱离了古代士人的人生轨道,成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作为平民文人,沈周在人身和思想上已不再依附于政治权威,而专注于自家事业的营造,表现出某种独立的品格。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享受的是家庭生活的温馨和日常生活的乐趣。与传统士人相比,沈周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济世精神,这似乎是一种退化。但这种退化恰恰是一种私权意识的觉醒,蕴藏着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