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

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问题在理论界争议颇大,存在不同的说法。该文接受死者名誉的说法,并评述了其它说法的不足。同时,该文还论述了侵害死者名誉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侵害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提出保护死者名誉应该注意的问题,并探讨了解决的方法。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的法理依据与适用规则——《民法典》第994条的关键词评注

《民法典》第994条规定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是指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死者的近亲属依法享有的保护死者人格利益,救济造成的损害或者妨害的请求权,包括侵权请求权和人格权请求权。其法理依据,是死者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条文中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以及“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行为人”“民事责任”6个关键词,分别概括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的请求权人、保护客体、请求权成立要件、责任人和责任承担的主要内容。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我国民法中人格权制度的建立使得民事主体充分享有人格尊严,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在自然人死亡后,就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再享有民事权利。这就意味着死者并不享有民事权利,但这并不能否认死者的某些人格利益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从学界观点及司法实践来看,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誉、姓名、隐私等人格利益仍然不受非法侵害。本文从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相关的概念出发,指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等进行分析;提出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及归属,明确了侵害死者人格利益行为的认定及责任承担;最终对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探析

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探讨关系到如何更好地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通过研究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现实意义、伦理意义和学理基础,得出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重要性。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应当对死者人格利益的范围进行限定,确定行使保护的主体以更好地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对于死者精神性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以其近亲属存在为限,而对于死者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财产性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为死者死后的50年。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法的规范功能的分析

死者的某些人格利益需要保护,其理论依据的学说争论中,死者权利保护说与民法基本原理相违背,死者法益保护说和死者人格利益延伸保护说只是一种保护的手段,人格利益继承说和死者生命痕迹保护说缺乏法理根基,只有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合理,体现了法的规范目的和价值。重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应充分体现法的规范功能,其理论基础是近亲属权利保护和公序良俗的维护,保护范围是要平衡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和现世人的行为自由。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

自然人成为死者即丧失主体资格,而人格权是一种专属权,其主体的灭失将导致该权利的丧失,因此死者不再享有人格权,但其某些人格利益依然存在。死者人格是否需要保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是基于对死者的尊重,对其家属、后代情感的抚慰,以及对社会公平的一种维护,是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我国对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本文通过对死者人格利益的界定,提出保护死者人格的理论依据,并就完善我国死者人格法律保护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期对立法和实践有所帮助。     

死者人格利益与亲属身份权益关系

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通过探讨案例,解释法条,分析和评价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法益保护说、延伸保护说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等理论观点,认为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科学,并从我国现实情况、相关法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兼评《民法典》第994条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诸如ChatGPT,其超越深度合成的生成式AI技术造成了实践中对名誉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死者人格利益等人格权侵权案件的频发。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降低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审视过去,我国历来重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自1982年至今,我国宪法均以专门条款的形式对我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作出了明确的宣示性规定,表明了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纵观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制度的演进历程,共经历了判例阶段、司法解释阶段和成文法规制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起,著名的陈秀琴诉魏锡林案、"荷花女"案开创了我国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司法实践的先河。在这一时期,我国司法机关的重点工作也包含了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其先后发布了与死者人格利益相关的数份解答、批复,这些官方文件汇聚成了丰富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在这些解答、批复之后,我国司法机关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专门制定了死者人格利益的相关保护规则。自2021年《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民法典》第994条专门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出规定,标志着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进入了成文法规制阶段。然而,不论是从现行法律制定层面还是学术理论层面审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这一具体问题,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是否应当予以区分而分别确定保护期限以及如何设置保护期限等问题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实际上,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死者人格利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两者不论是在保护期限方面还是在保护对象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经研究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当以死者继承人的生存期为标准予以确定,而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之保护期限则应当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为"标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死者的人格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密切联系,甚至其本身已经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死者人格利益此时应受长期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死者人格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其也并不当然受永久保护,在具体个案中,需要综合考虑死者的身份、行为人的侵权方式等多种因素,具体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

公民的名誉权在其死亡后仍然应该受法律保护，这与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相左。目前民法学界影响比较大的是法益说。对此，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承认死者名誉权进行了论证：一是指出了法益说的不足，二是论证了名誉权可以延续的原因及条件。法益说立论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任何民事权利都因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而消灭，二是保护死者名誉是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第一点已为著作权法关于著作人身权的规定所推翻，第二点又与民法通则第２条关于民法调整范围的规定不相符。著作权法关于著作人身权的规定为解决死者名誉权问题提供了参考。在客体、侵害对象、权利性质、功能、作用等方面，名誉权与著作人身权极为相似，这就为公民死亡之后其名誉权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死者人格保护的伦理基础——兼论《民法典》第994条同第185条的体系调适

死者人格保护问题上存在诸多理论解释方案,其中以"近亲属保护"说为通说。《民法典》颁布后,该问题既有解释方案或因存在理论体系上的漏洞,或因不再符合现实的保护要求而无法通过逻辑周延性标准、体系严密性标准及客观现实性标准的三重检验,亟须构建新的理论诠释框架。死者人格保护的价值基座在伦理领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义务为所有生者遵守,该道德义务通过上升为法定义务的方式为民法吸纳。以《民法典》第994条为一般条款,第185条为特殊条款可以构建起死者人格保护的规范体系,条文表述不同反映现实不同的伦理取向,但不影响二者统一于共同的公共利益维护之目的。以此为基础,未来死者人格保护的规范体系存在进一步类型化的潜力及可能。     

论名誉权刑法保护的范围

名誉权刑法保护的范围应是一切名誉享有者的外部名誉,但不包括名誉感情。但是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则刑法对虚名的保护应予以减损。另外。“公然”要件与“情节严重”要件也会影响到名誉权刑法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基于刑法谦抑性精神,适当地予以界定。     

论《民法总则》185条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之规定

《民法总则》第185条对英雄烈士等的人格利益保护做出了规定。在解释该条时,通过主客观解释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考虑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在民法典的体系框架内理解为该条规范的目的是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同时兼顾主观解释,对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保护,仍属于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范围。"等"字的内涵更适宜解释为对普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因为法律不仅要兼顾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体系上的逻辑一贯,还应当起到预防风险的作用。     

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及其裁判路径

《民法总则》第185条吸收和转化为《民法典》第185条,与《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共同构建起我国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制度。但是,两部法律规范立法规定本身之局限及其内置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功效发挥,引出扩展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规范基础之问题。"英雄烈士"与"死者"的身份叠加成就了二者之间的伦理同质性,而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与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之间所呈现出来的高度关联性与重合性,则进一步证成了以死者利益保护规范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不周之可能。但另一方面,两类请求权规范基础之间的冲突与内置张力提出了对二者进行逻辑调适,以及依照两类规范进行司法裁判所面临的路径选择与法律适用问题。合理调适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与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弥补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之立法弊囿,在两种救济路径之间进行妥适选择与司法裁量,成为最大限度地救济和保护英烈人格利益、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合理举措。     

对被告人死亡案件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的质疑

我国现行法对被告人死亡案件采取“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的规定,不仅混淆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功能,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而且还易侵害死者及其近亲属的名誉。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确立已亡被告人近亲属之上诉权,并允许其委托辩护人,对此类案件应公开开庭审理,判决涉及主刑,但只处以附加刑。     

生命权救济理论重构

生命权本体无民事救济权 ,是文明社会法律的遗憾 ,对死者近亲属的救济水平极低在实践中危害极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民法理论中著名的“悖论”和一些不合理的观念。本文针对以上现象 ,本着加强对生命权的保护和救济的目的 ,论证了死者应当具有救济权、死者近亲属行使双重救济权、精神损害充分赔偿、统一赔偿等等完善生命权救济理论的观点     

论名誉侵权认定及处理

本文根据我国名誉权保护的现实，提出名誉侵权认定和处理的法律依据及具体案件的处理办法，试图对名誉侵权案件的准确认定和处理有所裨益     

关于英雄烈士名誉保护的民法规范的适用研究 ——以民法总则第185条为视角

英雄烈士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同时英雄烈士的名誉也关乎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共 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应有尊重和保护英雄烈士名誉的义务。《民法总则》第185条首次特别强调对英雄烈士名誉的法 律保护。在此基础上,英雄应解释为近代以来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并已身故的人员,烈士的认定 依现有的评定标准。应明确界定以歪曲、丑化、诋毁、否定的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为。在英雄烈士近亲属可提起诉讼的 基础上,赋予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权利。     

网络名誉侵权取证方法初探

当前网络名誉侵权案件时有发生,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鉴于网络名誉侵权的特殊性,受害人在调查取证方面面临着很大困难,而依靠传统的取证方法又难以实现名誉权保护,因此探索新的、适合网络特色的取证方法势在必行。结合传统的取证方法和计算机相关技术原理,确定取证对象、侵权行为人,然后从侵权信息是否删除出发分别探讨网络名誉侵权案件的取证方法是个有益的尝试。     

94岁末代国舅为姐姐婉容维权

最近,霍元甲的孙子霍寿金认为影片《霍元甲》大量情节的虚构给霍元甲生前名誉和霍氏后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向法院正式起诉。无独有偶,末代皇后婉容的弟弟94岁的郭布罗·润麒也为保护姐姐的名誉权,几上法庭——     

揭露性批评性报道中的名誉侵权问题

揭露性批评性报道中名誉侵权居多，从法理学角度阐明此类报道中名誉侵权客体为特定公民或法人的名誉权，并提出处理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三原则，客观方面结合个案从侵权行为、侵权损害事实以及二者关系进行分析，主体方面将责任主体细化为新闻机构、新闻记者和消息源加以研究，主观方面剖析故意、过失名誉侵权两种不同情形并指出侵权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以此从理论上廓清揭露性批评性报道中名誉侵权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