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的德制化与德治的法制化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侧重于德治,西方社会侧重于法治。实际上,我国古代社会也有法治,只是这种法治往往浮泛为德制;西方社会也有德治,但是西方社会的德治注重守成于法制。立足于德治、法治及其在价值、工具层面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交互式视角,方能凸显德治、法治的各自局限及其在相互借鉴中应当持守的边界。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

随着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社会治理进入了一个服务型社会治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实现"德治"的关键不在于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而在于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当前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主要从行政道德立法、建立行政信用制度和行政伦理监督机构、行政伦理净化机制等方面着手。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少历史人物和思想流派都从不同角度论及过德治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德治主张,这些思想有些精华仍然可以为我们当今的社会治理、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正是基于以上这种考虑,本文对古代德治思想进行了评析,分别从行政、家庭、社会这三个领域进行利弊评析,再结合我国当今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探索出古代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治理的启示。     

政治中的人性

从不同的人性体认出发,中西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演化表现为根本不同的发展轨迹。性善论为德治、忽视制度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性恶论则为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孔子德治思想的哲学诠释

德治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德治的前提是通过“正名”的方法恢复“礼”的社会规范作用,德治的理论基础就是通过以仁释礼,将礼的强制规定与仁的自我要求融为一体,把道德运用于政治领域,强调个人修养和人格完善对社会的影响,德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礼有序等级和谐的社会。     

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

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遗产来看,德治和法治的思想都被提了出来,但是,在近代社会,人类选择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必须依赖法律来建立社会秩序的阶段。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一个从法治走向德治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了法治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够满足于法治,它需要在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包含着法治的内容。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和互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对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问题进行探讨,在于论述法治与德治的内在联系,着重阐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意义和重要作用,并对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具体途径和办法。     

论我国优良德治文化传统的继承

我国现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结合中国国情所做的历史必然选择。国家的治理方略既要顺应当下的社会背景和生态文明,还须汲取德治文化传统中的宝贵经验和人文精华。如何继承我国古代优良德治文化传统,需要在认知上廓清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法共治的内在关系,形成面向历史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将优良德治传统融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政实践,为现代德治和法治的展开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借鉴。     

论“以德治国”的现代规定性

"德治"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命题,为传统政治的统治合法性奠定了认识基础.当代中国的"以德治国"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理念的观照下,德治的规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道德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全面介入;德治的本质规定是"守法为德";德治的目的是实现广泛的社会公正与公平.这些规定性决定了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确实不可偏废,缺一不可.     

论德治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作用

本文认为 ,腐败现象目前在我国正处于一个易发多发的时期 ,反腐败斗争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 ,在继续加强法治的同时 ,必须高度重视德治的重要作用。据此 ,文章祥细论述了德治的社会调节功能、现实依据以及加强德治的具体措施     

新时期法治与德治的新要求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维护社会的模式是多元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历来都比较重视运用法治、德治这两手,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建构了封建统治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但这种法治的有限性和德治的局限性还是非常明显的,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不可同日而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双管齐下,共同发挥作用,并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二是制定良法,引导、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三是加强道德建设,为推进法治提供重要支撑。四是重点抓好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     

“德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

德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政治理念 ,中外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德治的论述。我国古代社会还素有德治的传统。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 ,赋予这一古老理念以新的生命力 ,这是又一次理论创新。德治理念的核心是政治道德 ,应当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建设。     

论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举作为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新世纪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得更加卓有成效,指明了方向。 法治强制人的外部行为,德治规范人的内心世界,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社会的稳定。如果德治不举,人心不稳,法制就会千疮百孔;而法制松驰,惩恶不力,德治也会破堤而溃。因而,在新时代社会稳定内在要求必须将两者并举。 随着人…     

和谐社会视野中德治对法治的“超越”——兼论社会治理范式的当代转型

德治对传统法治的“超越”,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全球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这种“超越”,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实践中的尝试,它以和谐社会理念为现实基础,以人的道德存在为其存在论依据。作为一次现实行动,这种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需要以德治建设为逻辑起点,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模式的基础上,在德法辩证统一的层面上实现德治对法治的当代“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德治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德治建设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但治理理念的创新和社会转型的张力使得传统德治遭遇现代挑战,这对新时代德治建设提出新要求。一方面,要求革新传统德治,依托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价值观,推动个体不仅要做一个好公民,还要成为有新时代治理能力的主体;另一方面,要求社会不同主体在平等参与的前提下广泛深度互动,打造上下一体联动的居民自治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此外,新时代德治在理论上同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契合,推动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充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深化新时代德治建设实践路径,在个体层面要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为抓手,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社区层面要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促进党建引领与社区道德教育相结合;在社会层面要以城镇德育文明空间为载体,融合新时代德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系统发展。     

马克思视野中法治与德治的地位比较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马克思旱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注意到法德并治的重要性,并且充分体现于他的许多伟大理论著作与社会实践之中。由此,我们有必要从法治与德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这一视角出发,对马克思的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比较与借鉴。     

诘读葛兰西：德治、法治、政治

葛兰西的治国构想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全面行驶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采取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而且德治的内容逐步硬化进入法治的领域，从而达到一定发展阶段上德法相一的社会有机型式和自由水平，然后又在党的政治道义的主导下在此社会治理型式基础上从高一级水平的德治开始定向启动新一轮的德法相一、德溶于法的运动。如此循环往复，向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发展。这一构想已经预见到党执政后要采取德治和法治的基本治理方式，但从道义论出发理解党的政治领导原则是含有唯心、空想成分的从为德治和法治要不断的达到完士一致也忽视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不同领域和作用机制．     

论廉政建设的多元化路径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反腐败斗争也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和困难。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依靠多元化的路径来支持廉政建设。本文从法治路径、德治路径、社会路径、文化路径四个方面来系统论述廉政建设的发展思路。     

法治与德治:思想史的视角及现代审视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儒家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同时认为法和刑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儒家"德治"中"君德"的思想非常丰富,"以德治君"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品格。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法治进程的今天,更应该关注德治,关注制度下人的因素,关注道德的人和人的道德,尤其要关注官员群体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对于法治的重要性,而不应摒弃德治,患上制度迷恋症。     

从传统德治思想到当代中国的德治选择

中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儒家的德治思想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影响至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传统的德治思想加以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坚持不懈”,形成了新时期新型社会主义德治观,是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当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