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吗?——一个经济学解释

采用两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新农保”对于农村居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养儿防老”,减少农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以及个人账户最低缴费标准越高,则“新农保”越能减少农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因此,“新农保”的实施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老龄化、价值认知与农民绿色生产行为

老龄化不仅对农民的绿色生产行为存在直接的客观禀赋约束，还会藉由农民价值认知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基于安徽省329个稻农的调查数据，以施用有机肥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为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老龄化、价值认知对农民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老龄化对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存在抑制作用，老龄农民施用有机肥和采取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概率显著低于年轻农民；(2)老龄化导致农民对绿色生产的价值认知产生偏差，相对于年轻农民，老龄农民对绿色生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正向认知程度显著更低；(3)价值认知是老龄化影响农民绿色生产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价值认知在老龄化影响农民施用有机肥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两种绿色生产行为中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51.64%和52.61%。研究表明，农业老龄化给农业绿色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政府部门需重视并积极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并将提升农民价值认知作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参考。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我国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结构解释

通过分析“成本-效用”的经济因素及文化因素解释说,对于农民非要生育男孩这一生育行为的解释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使用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来理清各影响因素彼此间的关系,即从内生变量因素(农村家庭养老、家庭结构和社区结构)以及外生变量因素(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2个方面对农民偏好男孩这一生育行为作出分析和解释。最终认为,理解并认可农民想要一个男孩是一件并不过分的事,这有助于促进人口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产生的扎根研究及实证检验

知识型员工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创造性等特征,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时间盗用行为发生更为隐蔽。情境、认知、情感、算计多种因素交织,通过三种路径影响知识型员工的时间盗用。整合三种路径,构建起影响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认知—情感—算计”理论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产生既遵循“相知相爱”路径,又呈现出“趋利避害”特征：组织支持感作为情境认知,一方面直接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时间盗用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组织认同等情感变量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时间盗用行为,组织认同中介效应的发挥又受到风险损益评估等个体“算计”的负向调节。     

频繁换工：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吗?

不同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和制度主义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的讨论,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进行了考察。对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在加入主要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为克服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运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男性、“新生代”“低学历”和本地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助推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工作转换提供事实依据,而且为引导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稳就业提供政策启示。     

不同类型农户对于畜牧业污染认知差异研究

畜牧业面源污染的整治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控制认知不仅影响到行为主体的行为意向,同时还直接影响行为。因此在研究如何控制畜牧业面源污染过程中必须考虑农户自身对于畜牧业污染的认知。以长三角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对比分析和列联表统计检验方法,分析不同农户对于畜牧业污染的认知差异,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土地特征与粮食生产、农村贫困关系实证分析——以贵州喀斯特贫困地区为例

以贵州省喀斯特地区县域经济为对象,通过设置虚拟变量的方式论证了石漠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石漠化对区域粮食产量有着显著影响。通过Probit模型检验的方式论证了导致县域经济致贫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对贵州省喀斯特地区县域经济是否陷入贫困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第一产业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上年和今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以及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涉农因素,如经济作物发展状况和乡镇企业单位数。     

时间认知与语言相关性的手势语研究——以英、汉母语使用者为例

根据概念隐喻理论,人类在认知时间这样的抽象概念时需要借助像空间这样的具体概念,即采用“时空隐喻”.“时间流逝是运动”就是一个广泛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的时空隐喻,但受到语言、文化的强化作用,不同语言使用者会对这一隐喻所蕴含的子隐喻或隐喻中“过去/未来”在时间轴上所处的方位有不同偏好.通过观察并比较英、汉母语使用者的手势语及其异同点,对“时间流逝是运动”这一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和语言变量以及认知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显示,英、汉母语使用者手势方向的异同点与两种语言的书写方向及其隐喻性语言所指示方向的异同点高度一致,且改变实验语言导致实验对象行为模式发生变化.这些结果证明:英、汉母语使用者确会用空间概念认知时间,且语言因素是影响人们时间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     

V-M-BBI模型下儒家价值观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简

在我国农村地区,儒家价值观作为一种内隐性的因素影响着农民的购物行为。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儒家价值观、购买动机进行了因子分析,探究了儒家价值观、购买动机、农民彩电购买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验证V-M-BBI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成果对于企业进行农村市场细分和品牌价值观的传递有借鉴意义。     

农民对气候变化认知及适应的差异性分析——基于山东省部分地区的实证调研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作为落实国家气候战略的微观主体,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适应行为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通过在山东省部分地区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运用SPSS软件,赋值分析了农民对气候变化认知及适应的得分概况,并从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家庭条件以及农业生产年限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对气候变化认知及适应的群体差异,最后从农民气候认知与适应的相关性、认知与适应的得分差异以及认知与适应的群体差异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农地产权制度:农民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兴化市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从农地产权的五个维度郎所有权、转让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分析农民对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现状,并引入认知度指标总体反映农民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程度,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民认知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而且对农地产权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认知水平;农户家庭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以及家庭以外的变量构成了影响农民对农地产权制度认知度的内外部因素。     

产权认知视角下的农民“反行为”分析——以河东村为个案

通过对河东村农民偷盗铁矿石等行为的调查发现,农民“反行为”虽与逐利动机和厂民关系恶化不无关系,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一套地方性的社会文化逻辑。尽管农民并未拒斥国家法,但其产权认知与法定产权存在一定矛盾,体现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理法冲突”。因此,农民的“反行为”从形式法角度来看是违法的,在农民眼中却具有合理性。产权认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生活世界的特征,是促成“反行为”的重要社会诱因之一。因此,乡镇企业发展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更加重视农民的社会认知因素。     

道义与报偿:中国科学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急科普意向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中国科学家个人化的科普行为值得关注.通过建构基于计 划行为理论的概念模型,文章探讨了中国科学家在疫情突发时的应急传播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科普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道德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科学家的科学 辟谣行为意愿;基于中国特殊背景提出的变量———感知机构支持能够影响科学家对于科普 的态度与感知行为收益,然而感知机构支持与感知行为收益都无法正向影响科学家的科普 行为意愿.由结果可知,中国科学家群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表现出强组织性特征以及在危 机情境之中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同时,研究也揭示了 “科学传播”向“知识表达”的转变趋势, 并阐释了这种转变在未来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问责显现的行政执行“中梗阻”现象成因分析

现有对“中梗阻”成因的分析主要关注于对公共政策存在的认知差异导致行为差异的现象,而涉及“行政执行原因”被问责的行政问责事件在逻辑上呈现了另一种现象,即在决策相对“合理”的认知一致前提下,仍然会在行政执行中存在“中梗阻”.多案例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这种“中梗阻”现象成因一般显现为执行者个体素质构成及行为选择存在的缺失,包括责任缺失,管理失职,对于待解决的公共问题的紧迫程度认识偏差,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角色转换认识偏差,地区、部门或自身利益驱使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管理要素、认知要素与利益要素的深层次影响,构成了“中梗阻”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的难度.     

合作社支持与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理论透视与实证检验

合作社支持能够提高小农户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影响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外源性力量。从强化认知、提高意愿和降低意愿及行为的悖离概率三个方面尝试性解构了合作社支持影响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底层逻辑,并基于甘肃省定西市3县419份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合作社支持对小农户减量施肥行为、减量施药行为、测土配方技术采纳行为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合作社支持对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群组差异和代际差异。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合作社支持可以通过强化认知、提高意愿及增强能力3种中介渠道影响小农户的质量控制行为。基于此,从强化小农户的“认知-意愿-行为”自治机制、共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机制和建立合作社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妥适性的对策建议。     

农民创业行为的种植文化根源——基于“稻米理论”的视角

创业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种植不同作物产生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民的创业行为。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非稻区,水稻种植区农民创业行为的概率低2.9%。该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样本有效性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等多重检验下,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水稻种植区在农田灌溉模式下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通过人际信任、风险偏好两条作用渠道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创业行为打上了出生地种植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相较非稻区出生的农民,稻区出生的农民创业概率更低。而且,水稻种植的集体主义文化对女性农民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也会促使农民更多地采用家族企业的创业形式,其概率高8.2%。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研究

为揭示农户意愿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利用江苏省扬州市271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测量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表明:农民对非物质利益的偏好逐渐突显,体现在集中居住后农民养老保险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以及良好的居住环境对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相较于亲戚朋友和邻居的示范性引导,村干部的指令性规范对农户意愿影响更加显著;农民对集中居住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生活成本的增加产生忧虑是降低其整理意愿的重要因素;观测变量仅对所属潜变量产生直接效应,但其作用力通过潜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其他潜变量产生间接效应;农户意愿影响机制遵循“观测变量→潜变量→意愿”的路径,观测变量的影响力通过中介潜变量作用于农户意愿.提出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失地农民再就业保障机制,合理发挥政府主观规范的积极作用等有助于提高农户整理意愿的政策启示.     

“新农保”首批试点地区农民耐用品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分位数回归与分解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检验“新农保”对消费观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根据是否参加“新农保”将农民分成两组,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法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并探讨消费观念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影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新农保”使农民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从而增加了耐用品消费.新农保、消费观念正向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没有参加的农民,在耐用品消费分位数分布的高端,两组农民差距更加明显,而消费倾向率是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老年认知症“污名化”与“去污名化”干预的研究进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认知症疾病发病率呈上涨趋势,而疾病“污名化”对认知症患者带来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通过梳理认知症“污名化”的概念、类型和现状,归纳总结了认知症“污名化”从知识、态度、行为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特征,认知症的“污名化”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就医行为和健康产生的影响,以及目前国际上关于认知症“去污名化”的干预措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认知友好社区开展“去污名化”干预时的注意事项,同时关注“污名化”产生的卫生服务利用和健康不公平,以及认知友好社区建设的文化包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