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宫廷咏物诗特征探析

初唐时期的宫廷咏物诗人在创作上以应制咏物为主，但和昂扬的时代精神又有紧密联系，太宗时期歌咏事功与时代风会交融的咏物诗，武后及中宗时期务求藻饰及童蒙示范的咏物诗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初唐宫廷诗人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多方面尝试。     

初唐四杰诗歌中的民族情感探析

初唐四杰创作了不少与塞漠相关的作品,这些诗作反映了出身中下地主阶层的文人在当时的民族情感。杨炯、卢照邻的诗歌借咏边塞战事表达报国之志,抒写立功热情,对待其他民族的情感比较理性。骆宾王的作品抒写真实的塞漠生活体验,因为抒发情感的不同,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则有相应的差别。当他情绪比较慷慨高昂时,对方民族常被施以贬义,当他在边地因思乡而情绪较低沉时,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则比较平和。四杰借边塞诗抒写轻生重义为国立功的情怀,以及扬威边塞的强烈民族自信,成为后代诗人不断咏叹的主题,对盛唐诗人的同类作品产生了直接影响。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可补考者尚有《歌录集》、《金轮万岁集》、《瑶山玉彩》、《送并州曼上人诗》等.据诸集,知初唐人的选诗观与诗学观上承魏晋六朝,下启盛唐.他们完善了本朝人选本朝诗的选诗观,新创了官班为序编纂体例,此等对唐人选唐诗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这个时期形成的标榜之风与个性化的选诗观等,也对盛唐乃至我国古代诗歌总集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宫廷诗歌创作与初唐政治秩序的构建

初唐宫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唐朝建立初期政治文化建构的要求和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人关于政治建构的某些思考。从宫廷诗歌普遍具有的颂美特征来看,它体现了国家开创阶段所强调的加强君臣伦理秩序的要求;从宫廷诗歌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的反思精神来看,它显示了基于儒家伦理而形成的对于统治根本原则的思考。     

柳亚子“迷楼宴集”心态透析

1920年底,由柳亚子发起、一众南社成员参与的迷楼宴集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纵酒狂欢,在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南社成员在政治选择上再一次陷入了迷茫境地,作为一个高度依附于政治的松散社团,这一时期的南社同样处于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个性张扬、率性而为的柳亚子正是借助宴集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表达着内心对于精神净土的追寻。而这种由时代背景与个人性情交织产生的复杂情绪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迷楼宴集期间参与者创作的作品之中,作品所体现出的负面情绪和消极心态同样值得做更深层面的剖析。     

由“沈宋”看宫廷诗人与初唐佛教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初唐诗坛上著名的宫廷诗人。“沈宋”的佛理诗,是初唐佛教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宫廷诗人的普遍人格特征决定含有佛教义理的宫廷应制诗,仍难脱离点缀升平、歌功颂圣的富贵相。人生际遇的改变,促使“沈宋”对佛道有了真正的感悟,诗作也显出了一些骨鲠之气,但这些诗作是遭受打击后从佛道中自求精神慰藉的产物,当命运再次转折时,他们会很快恢复宫廷诗人的角色。本文探讨了以“沈宋”为代表的初唐宫廷诗人与佛教的关系。     

初唐送别诗创作的多元格局及诗歌史意义

跨度近百年的初唐是唐代诗歌的发轫时期,也是送别诗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初唐时期的送别诗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和文学史价值。初唐送别诗的创作格局中,主要存在三种体式的诗歌: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宫廷送别诗,以创作上的集体性和风格上的富丽性为标志;活跃在贵族官僚阶层的送别诗,其中的送人赴任的饯送诗、涉及贬谪的送别诗具有诗风、诗体的转折意义与示范价值;代表文坛新鲜血液的底层文人创作的送别诗,这类诗歌将送别诗拉回到抒情的轨道上,气势激昂,感情热烈,启盛唐之先鞭。送别诗的频繁创作使初唐文坛保持着活力与生命力,也体现了唐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初唐送别诗是整个唐诗从宫廷走向江山与塞漠的表征之一,对后来的同主题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创和引导作用。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初唐、盛唐咏妓诗诗境、诗情之嬗变

初唐至盛唐,是咏妓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受南朝宫体诗影响,唐初咏妓诗未能挣脱绮艳遗风之束缚。其后一百多年间,咏妓诗经历了诗境由单调狭小走向丰广多元、诗情由空虚浮华走向寄托遥深的过程,从而使咏妓诗从南朝宫体艳诗中挣脱出来,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并为后世咏妓诗开拓了题材疆域,打破了情感禁锢,成为咏妓诗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论宋初“九僧”——诗

“九僧”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 ,但很少受到后人的关注。从其诗歌入手 ,对他们的交游、诗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 ,认为这个诗僧群体在承袭“晚唐体”的同时 ,也体现了宋初诗歌发展的某些新面貌 ,呈现出过渡时期的色彩。     

从唐诗看唐代中后期的商人与商业

唐朝中后期,随着商人经济势力的膨胀以及商贾向政治势力的渗透,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商业有关的事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受到正面宣传。唐诗作为当时重要的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现存唐诗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商贾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了解唐朝中后期的商业与商人有重要的作用。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韵

文章主要对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中369首诗歌的韵脚、韵式进行统计、分析、归类,并对其在从军报国的壮志豪情、战争带来的忧愤思怨、绝异中原的边塞风情等三类不同主题诗中的分布情况加以研究,从语用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作为语音手段之一的--韵,在形成唐代边塞诗语言风格中所起的作用,即韵脚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刚柔相济”的风格特征和韵式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以简约为主、繁丰为辅的风格特点。     

从咏华清宫看唐人咏史怀古诗的宫殿情结

中晚唐时期咏史怀古诗十分发达,这些诗中有一个明显的热点,即咏叹华清宫。检视这些诗歌,一方面可以从那些对盛世不再的惋惜中,读出诗人们浓浓的怀旧情绪;另一方面,可以从那些吊古讽今的警刺中,读出诗人们强烈的政治热忱与责任感;同时,随着时光的流逝,从诗人们对李杨爱情的复杂情感中,又可读出他们对人性的关注。     

中唐边塞诗艺术手法的创新

中唐边塞诗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表现出新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抒情方式从外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转向内心情感的深婉含蓄;2.诗歌意象从宏阔壮大转向细小窄狭;3.篇章体制从自由抒写的歌行体为主转向短小灵活的律绝体为主;4章法句法从天然浑成转向锤炼工密。     

韦庄诗异文校释——以《唐诗品汇》为中心

明代高棅选编《唐诗品汇》,录韦庄诗二十三首。将其与《才调集》《万首唐人绝句》《唐诗鼓吹》《全唐诗》等比勘,发现若干异文,惜前贤时俊多罗列异同而鲜加是非优劣之按断,故文章从其涉及之史地因革、名物制度、文字演变、音韵发展等方面考量,分析异文之间的是非优劣。     

近年通行本《唐诗三百首》若干注释商榷

《唐诗三百首》的注本,从清朝乾隆年间到现在,实在难以计数。金性尧的《唐诗三百首新注》是近20多年来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唐诗三百首全译》也较有影响。但各家注释中仍有不少错误。特别是近些年又出版了许多种新注本,辗转抄袭,以讹传讹。这里指出各家普遍存在的一些疏误,与各家商榷。     

略论唐代边塞诗美学形态对前代的传承

唐代边塞诗的阳刚之美使唐代诗歌光彩夺目,这种美学形态的存在固然与唐代独特的政治环境和精神风貌密不可分,但它的形成对前代也有个传承过程。由先秦至隋代,我国的边塞诗经历了由萌芽到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反映爱国主义精神、体现英雄风貌,还是渲染战斗声势、展示大漠风光,都洋溢着阳刚之美,为唐代边塞诗的美学形态——阳刚之美的形成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杨时“三唐”说辩误

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卷一"诗评"多辑录宋人诗话、文集及杂记等,并在每条之下注明出处。其中有一条:"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其下出处已佚。在以往关于唐诗分期的讨论中,这一记载一直被当作重要材料引用,多数学者认为这段话出自北宋杨时。而通过对《龟山先生语录》《修辞鉴衡》《对床夜语》《唐诗三体家法序》等的考察及其他材料的分析,可以确定这段话实际上出自南宋周弼而非杨时。这一结论亦可补足《修辞鉴衡》中"诗体之变"一条之下的佚文。     

《全宋诗》遗珠

清乾隆时著名诗人、宋诗专家厉鹗,继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后,从宋人文集、诗话、笔记以至山经、地志等各种珍秘典籍中搜集宋人诗歌及有关故事、事实,用二十余年功夫辑集三千多家,写成《宋诗纪事》,为编撰《全宋诗》提供了大量难得的资料。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的《全宋诗》,从《宋诗纪事》中采录得很多,但由于编者万虑一失,核对不够,尚有"遗珠",本文为"遗珠"的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