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

中国封建时代后期,山区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及其呈现的若干特点,曾引起经济史学界的充分重视。然而,对于这一经济现象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则鲜为同仁所顾及。本文拟考察之。(一)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生产的区域与产量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在明清时代已有所发展。近代以降,由于国内外市场对山区资源与农副产品需求激增的刺激,上游山区商品流通大大发展,商业活跃繁荣,逐步形成了以闽江上游三大支流为运输通道,以沿溪散布的80多处初级市场为流通网络,以地处闽江尾闾的省垣福州为对外输出口岸的商品流通网。其茶叶、木材、纸、笋、香菰、樟脑、药材等主要产品均远销国内外各地。清末民初,年流通总量估计达2,700万元。商品流通的活跃,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为生产区域的扩展与产量的上升。     

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

20世纪前30年,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这时,江西农村集市的商业设施普遍增加,商品吞吐规模不断扩大,集期有了明显的缩短,已出现了专业性集市,集市的布局日趋合理.农村集市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     

调整福建山区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思考

把福建山区产业结构作为系统工程 ,站在战略高度 ,以系统观点环顾全局 ,将福建山区置于国内外大环境中 ,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及其要求 ,紧密结合山区自身特点 ,发挥本地优势 ,研究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山区所具有的山海双重特征 ,确立“协调、升级、外向、效益”的调整目标 ;坚持“稳粮兴林、特色规模、产业联动、开发保护”方针 ;具体确定“稳定发展第一产业 ,调整提高第二产业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总体方向 ;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首要是树立市场、开放、持续发展新观念 ,重点是发育市场 ,形成鼓励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实行多元化开放式投资的新机制 ,确保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     

基于集市理论的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研究 ——来自西北地区的个案分析

考察了西北地区两个以集市为基础形成的农民合作社,通过观察农村集市60年来的深刻变化,分析了集市经济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演变及其对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影响。研究显示：（1）农民家庭的活动半径扩大了几倍,随着经济与社会进步,并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作用下,农村集市体系基本上由县城、乡镇所在地、行政村构成;（2）农村集市非常活跃,其发达的经济网络,是建立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基础;（3）农村集市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仍未形成,而传统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合作社生成的初始成本、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但其封闭性也会对合作社吸收新成员以及建立民主规范的内部治理留下隐患。     

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素有“东南山国”之称。省内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陆地总面积95％。开发山区,发展山区经济,实为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之关键,这已是学界共识。但开发山区,必然引致山区生态环境的变更,而生态环境的变更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又必然对山区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开发山区若仅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而不讲求长远的生态效益,势必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其遗患无穷。对此,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福建省创意产业园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发展模式

以54个挂牌创意产业园区为研究对象,探讨福建创意产业园的三大分布特征:基于旧城改造导向的由闽江下游流域和台湾海峡围合而成的"7"状分布地带,初步形成以文化旅游为纽带的创意产业集聚,沿海向内地"梯度推进"的圈层结构加速"点一网"布局的形成。分析提出福建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主要有旧厂房改造发展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模式、依托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融合模式以及闽台创意产业交流合作模式等。     

打通山海战略通道促进区域经济分工协作的发展

加强山海协作,强化区域的经济分工与协作,既是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快沿海地区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客观条件不同,沿海和山区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有所差异,尽管山区也有显著的发展,但山区在福建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山海差距不断拉大.打通山海战略通道,推进山海协作,改变山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是福建发展战略中的一件大事.     

近代福州"木票"的运行机制与货币功能

区域性货币市场作为货币制度特殊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中国近代的不同区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福州作为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行业特征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货币市场.其中,依靠民间信用,以木业为主要资金流向,形成了以"木票"为主要代表的区域性商业汇票.虽然是从传统商业汇票脱胎而生,但由于具备票据贴现的功能,使得木票真正成为了现代金融学意义上的商业汇票,比之中国传统商业汇票更加具有现代金融工具的特征,甚至具备一定的货币功能.笔者试图运用中日文史料,通过对福州木票的运行机制与货币功能的系统阐述,探讨其中的信用机制与金融创新,说明近代福州已经形成了初级的票据市场.     

近代福州"木票"的运行机制与货币功能

区域性货币市场作为货币制度特殊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中国近代的不同区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福州作为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行业特征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货币市场.其中,依靠民间信用,以木业为主要资金流向,形成了以"木票"为主要代表的区域性商业汇票.虽然是从传统商业汇票脱胎而生,但由于具备票据贴现的功能,使得木票真正成为了现代金融学意义上的商业汇票,比之中国传统商业汇票更加具有现代金融工具的特征,甚至具备一定的货币功能.笔者试图运用中日文史料,通过对福州木票的运行机制与货币功能的系统阐述,探讨其中的信用机制与金融创新,说明近代福州已经形成了初级的票据市场.     

集镇、集期与集市经济:施坚雅农村市场理论的经济人类学阐释

施坚雅的农村市场理论影响深远,但也因缺乏对乡民经济活动的实证分析而受到挑战。文章基于四川罗城的田野调查,以经济人类学的集市经济理论来重新诠释施坚雅的集期理论和市场社区理论,认为配合并改善集市经济中需求总量的不足,及以师徒关系和巡回贸易来降低成本的生产特征,是集期制度的主要意图;而集市经济中信息的稀缺,及以老主雇关系来限制交易风险的消费特征,则是促成基层市场社区形成的重要机制。     

变动社会中的农村集市——我国农村集市研究的理论综述

农村集市是透视中国社会的一个理想窗口,对组织农村政治、经济等社会空间网扩展起着最基本、最关键的作用。本文整理了我国农村集市研究的一批成果。作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了当前农村集市研究现状及其特点,并做出了相应的评述。     

福建山区农村产业优劣势分析与结构调整问题探讨

当前,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进入关键阶段.由于区位、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原因,福建山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比沿海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本文应用丰富的统计调查资料,客观地分析了福建山区产业发展优劣态势,探索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方向、途径、对策.     

河南近代农村集市的特点与作用

清末到民国初期是河南集市大发展时期,集市活动主体发生变化,商品结构日益多样化,逐步出现一些专业化市场,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过渡。集市的发展对于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促动作用,但由于受各种条件制约,大部分集市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经济形态成为近代化的新型市镇。     

近代东北地区粮食流通市场的形成及历史启示

近代东北地区粮食流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该地区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开埠通商及交通变革的必然结果,从地方集市、集散市场到出口商埠,构成了东北地区比较完整的粮食流通网络,它的形成打破了区域封闭落后的状态,把东北地区的农村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了东北农业的发展,也为当今东北农业及粮食流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对山区科技兴农的宏观思考

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对于山区农村尤为迫切。依靠科技进步对于发展山区农村经济,实现山区农村的现代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山区科技兴农的基本任务 1.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山区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变,是科技兴农得以取得成效的一项社会性基础工程,在广大山区农村建立广泛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大力发展支柱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90年代科技兴农的基础性任务。     

加快发展海峡西岸农村流通业的探讨

农村经济是全国统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业、开拓农村市场已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把发展农村流通业列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要规划,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大力发展农村流通业,加快培育完善的农村市场体系,推进农村经济与消费市场同步发展.     

近代企业发展与沿海城市社会变迁——以福建船政局为例

现代工业的产生对于城市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企业不仅是城市经济的标志,而且推动了城市社会的变迁。以位于福州的福建船政局为例来探讨近代企业与城市社会的关系。福建船政局为福州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它促进了福州城市经济的兴盛,推动城市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引起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但由于福建船政局自身的缺陷和福州现代化的不足,限制了福建船政局对所在城市发挥更为深入的影响,没有带动福州成为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城镇历史沿革研究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古代城镇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置,另一种是由“圩”、“场”和“墟”等发展演变而来。两个三角洲的城镇都处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有效管理之下,县与府(州、郡)由中央政府统一设治,农村则实行乡里亭与保甲制度,农村中的市镇与圩市主要由乡族势力控制,部分重要市镇由封建王朝控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后,农村商品经济发达,城镇经济繁荣,工商业、手工业发达,先后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区。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主要分布在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地方、沿水陆交通线、沿海、大城市周围等地方。     

多民族聚居区集市城镇化历程及其社会整合分析——以湘西凤凰吉信镇为中心

集市是认识和分析复杂多元的中国社会一个理想范式。200余年来,吉信镇经历了从最初的基层市场——西门集,到清代防苗屯兵之地——得胜营,到民国时期的建制乡镇——蔚文乡,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吉信镇的集市体系发展和城镇化的转型。多民族地区的军事、政治整合以及族际交流互动与整合需要促成了吉信镇军事职能、行政职能、经济职能和文化角色的形成与完善。吉信镇城镇化历程体现出多民族地区独特的城镇化道路。集市体系对多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完成及其城镇化过程,得益于苗、土家和汉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互动,及共同参与集市和城镇建设与发展。民族精英人物在集镇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了汉族儒家思想、佛教文化、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等多元文化的共存,而国家也通过征用民族文化来促进城镇建设及其社会治理。     

近代陕北的商业贸易

清未和民国初年,陕北地区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商税增长,集市贸易活跃,形成遍布城乡的三个层次的集市网,集市管理也有一定的规范,尤其是跨地区的贩运贸易发达,它加强了陕北地区与其它地区的交流,满足了本地区对生活日用品的需求,但因为只是转运性质,对陕北地区经济发展刺激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