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其《屈原研究》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创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意和突破。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讲解《楚辞》有关问题及其读法,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且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颇有创见。在其他著作中,梁氏还对屈原的思想学派进行了专门论述。梁氏的以上著述,均给当时和后世研究者以很大启示和影响,在屈学和楚辞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王勃和《楚辞》

王勃前期受儒家传统诗教观影响,对屈原的认识有偏颇。个人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对屈原有了新的认识。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扩大了王勃作品情感表现的内容。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浪漫风格是屈原和王勃作品的共同特点。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王勃也受到了屈原的影响。     

初唐“四杰”与《楚辞》

"四杰"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者,在反对齐梁文风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这很容易导致对屈原产生偏见,王勃和卢照邻就曾经对屈原有所指责.骆宾王、杨炯对于屈原的认识与王勃、卢照邻又不同,他们两人都不曾贬低过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和卢照邻对于屈原的认识在后期也有所改变.在创作上,"四杰"都受到了<楚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四杰"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

屈原<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续性和相似性,即心忧天下的政治抱负,劲直勇悍的生命意志,颂扬情欲的自由释放.把湖湘文化溯回到悠远的<楚辞>及楚文化,这在湖湘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

屈原《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续性和相似性 ,即心忧天下的政治抱负 ,劲直勇悍的生命意志 ,颂扬情欲的自由释放。把湖湘文化溯回到悠远的《楚辞》及楚文化 ,这在湖湘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楚辞研究方法拓展的新向度——与毛庆同志漫议楚辞学方法兼及《屈骚艺术新研》

纵观楚辞学方法演进历程,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必须将思考焦聚于抒情诗篇主体,以文本的情感性、审美性等文学艺术内涵为检索根本,综合运用融会贯通其他诸种方法,吸收其他方法优长之处,从多重视角、多种方法突入楚辞文本内核。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楚辞》中反映的文学思想

本文通过对屈原、宋玉作品的分析,总结了《楚辞》所反映的文章道德合一、发愤以抒情、继承文艺经验、重视民间文艺作品、追求真理、弘扬正义等文学思想。     

四型屈原论

屈原研究中出现的诸多凿枘之处 ,概由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着四种型态的屈原 ,即历史真实的屈原 ,政治斗争中的屈原 ,民间信仰中的屈原以及文化精神中的屈原。对四型屈原的分析与评价是解答屈原研究中“千古之谜”的钥匙。屈原学研究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与深入“彼在”的精神 ,借鉴与倡扬应该切合实际 ,为我所用 ,这才能体现屈原的真正的文化精神     

楚辞与楚国社会文化

可从三个方面探讨楚国社会文化对楚辞体诗歌的产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中国先秦时期存在南、北两个文化系统,南方自然地理作用于人文地理,楚辞得江山之助与爱国激情之助;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和南方楚国独特的社会形态以及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南方楚歌不断吸收民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直接孕育了中国先秦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楚辞的时代.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和楚国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都出现在屈原的时代,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体诗歌,正是"愤怒出诗人"的结果.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

《楚辞》在韩国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时文人所广泛传诵。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韩国古代文人不仅借诵读《楚辞》来抒发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还将屈原的精神与楚辞的形式、风格融入诗歌创作之中。此外,韩国古代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     

论民初骈体小说的消亡

骈体小说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小说文体,它脱胎于中国古代的骈文,具有柔靡绮丽、抑扬顿挫的美学特征。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时期,但在五四之后骈体小说逐渐走向消亡。具体来说,骈体小说消亡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自身内容的重复、发行媒介的制约和白话文学的冲击。     

元好问《中州集》和楚辞

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是第一部金朝的诗词选集,共辑录了251位作家的2062首作品,意义重大。收录了宋代使者5人的84首诗词作品,还收了由辽入金的作家,和由金入元的作家作品。我们习惯上称为金代诗歌总集,不够确切。元好问在编写选集的时候,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尽量不收关于《楚辞》的作品。但对屈原的评价、对《离骚》的评价、《楚辞》的意象分析,以及金代人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中州集》给出了答案。     

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楚辞是由诗发展到赋中间的一种文体,兼有诗和赋的一些特点,因是过渡形式,所以体制还没有完全固定。即使屈原一个人的作品,也有很多类型,很难说哪一种是标准的楚辞。而大多数文章提到楚辞的文体特点时,往往会提到这几点:句式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兮字的大量运用;再就是浪漫主义色彩等。本文的不同之处是,除了概括前人总结的楚辞的共通点之外,还仔细分析了楚辞个别篇章中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以问句构成篇章的《天问》和风格悲壮的《国殇》等等。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论语言的濒危和消亡

语言是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本文揭示人类语言濒危及消亡的客观现实,分析语言濒危和消亡的含义、原因及后果,冀以引起社会对于语言濒危和消亡现象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