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三都赋序》辨析

对皇甫谧是否作《三都赋序》这一长期争执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怀疑皇甫谧作序的资料的质疑 ,借鉴和吸收上世纪 30年代初朱东润先生对陆机生平的研究成果 ,提出并证明皇甫谧《三都赋序》作于太康二年 (公元 2 81年 )《三都赋》初稿撰成之际。     

皇甫谧的赋学观念——以《三都赋序》为例

西州逸士皇甫谧从小随叔父迁居新安,在河洛文化的熏染和自身的努力下,终于成为魏晋著名的学者.虽然皇甫谧是一位不愿做官的隐士,著述也多已亡佚,但他的思想和成就是处于时代前列的,其文学思想尤其是赋学观念既与时代风气大体一致,又有所超越,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三都赋序>突出地反映了皇甫谧的赋学观念.     

《莺莺传》写作时间的再探索——兼答尹占华、程国赋两位先生的商榷

关于《莺莺传》的写作时间 ,历来就有贞元十八年九月、二十年九月和永贞元岁九月三种说法。笔者曾撰文力主贞元十八年九月说 ,近日尹、程两位先生质疑拙作的这一观点 ,本文依靠新证旧据 ,回答两位的非难。     

论杜甫对同代诗人的推崇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我国唐代以前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诗元论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还是语言表达上都汲取其前代和同代诗人的精华,并对其前代和同代诗人作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推崇。     

关于唐代对杜甫评价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唐代人对杜甫的评价问题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近些年的相关论争有以偏概全、静止地看问题两个偏颇.为了说清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相关材料作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和考量.时间上分杜甫在世时、中唐、晚唐三个阶段来说明,空间上则要注意具体材料是什么场合下的文字.三个阶段中,杜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杜甫寓湘中期行踪及诗作编年

杜甫湖湘诗一直是杜诗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杜甫寓湘中期的行踪及诗作重新加考订、编排,可以廓清前人的种种失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杜甫的湖湘诗,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汉语中的时间名词看汉民族对时间范畴的认知

时间名词是一个民族对时间范畴认知的印记。仅从汉民族对记时时间和对持续时间的认知两个方面的探究,就可以发现汉民族对时间范畴的认知是多角度、多方式的,也是相当精细的。     

论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中的民族平等观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具有“世界眼光”,胸襟开阔,从民族的观点出发,对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把人类看成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野蛮民族,在他的《历史》一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湘娥即屈原 屈原即少陵

屈原作《湘夫人》抒发约黄昏而不见之哀怨，托二妃神话以寄犹冀一遇之意。杜甫步尘屈原，作《湘夫人祠》抒发湘妃祠破败荒凉之慨，借苍梧遗十艮以寓眷恋不忘之意。时代变迁，湘夫人祠庙貌沧桑冷寂，杜甫落魄楚地，谒祠凭吊屈原和湘夫人。其《湘夫人祠》犹近体中《湘夫人》。屈原与杜甫似乎命中注定要走在一起，两个冤魂，抒同一情怀，悲凉之身，沉同一条江。屈原《湘夫人》与杜甫《湘夫人祠》乃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心中块磊，这是因为他们从湘妃苍梧遗恨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是：湘娥即屈原，屈原即少陵。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入汉士人之精神困局与大赋之体的先导

大赋发生于汉初,直接动因有二：其一,入汉士人出于天生的社会责任心,不忘刺世;又面对从未有过的盛世,油然而生颂美。对汉大赋而言,文人徒有兼顾美、刺之念,终于只能将刺、关二端分置于大赋的评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赋家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典型的具有分裂倾向的双重人格特征,折射出入汉士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所选择的权变的处世方式。其二,真正开启大赋体式的却是面对刘汉新政权尚能保持更多文人本性的陆贾。     

诗圣诗史唱大风——杜甫的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反战文学的自觉时代,反战文学繁荣发达。杜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不少反战的诗歌。《兵车行》、《洗兵马》、“三吏三别”就是其反战诗代表作。正是有了他对苍生黎民的同情,有了对社稷江山的忧患和对穷兵黩武的批判．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地位。     

试论“三言”中的商贾小说

“三言”中的商贾小说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具有商贾生活特色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弘扬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新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贾生活的渗透,形象地总结了商人们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