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统治者处置李全问题的错误及其原因

金代末期,山东红袄军农民起义领袖李全投归南宋,被任为抗金忠义军将领。但后来李全又发动反宋兵变,最终投降蒙古,成为南宋的心腹大患。李全个人私欲和政治野心的恶性膨胀固然是其蜕变的主观原因,而南宋统治者在处置李全问题上的错误则是促使李全蜕变的重要客观原因。南宋统治者的这些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起义军不够信任,致使归宋将士离心;对李全监督不严,使其阴谋屡次得逞;制置使盲目自大,加速李全发动兵变;对李全一味迁就,使其野心空前膨胀;南宋官僚昏庸腐败,等等。这些失误加速了李全蜕变的步伐。     

关于“寇犯阙里”问题的商榷

曲阜方志等书有金朝末年“寇犯阙里”,火焚孔庙的记载。这里“寇”究指什么人?向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蒙古兵,有的说是“红袄军”。前段有的同志著文论证“红袄军”说,断定这次火烧孔庙的是红袄军。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这是关系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的问题。现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读者。“红袄军”说的论据是乾隆三十六年刊行的《曲阜县志》,该书云: 贞祐二年春正月,寇犯阙里孔子庙,毁手植桧“。《孔庭纂要》云: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手植桧三株,亦被毁”。对这条材料应注意两个问题:1。《曲阜县志》是以《孔庭纂要》为兰本的,《县志》     

金朝后期的军事机构和军区设置

金章宗死后,金朝在蒙古军的猛烈攻击下,从破败到灭亡,为时仅二十五、六年,而其间军制之杂乱与纷更,头绪极乱,难于梳理。金朝丧失黄河以北广大地域,跼蹐于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原有北方三招讨司和南方三统军司之边防体制随之瓦解。为适应对蒙古、对西夏、对宋战争及镇压红袄军的军事形势,金廷不能不对军事机构和军区设置作了很多变动和调整。限于今存史料,只能择其要者,作一些介绍。     

汉人世侯与蒙元关系的演变——以世侯征伐镇戍为中心

助军是汉人世侯向蒙廷应尽的六项义务之一。世侯助军与否,是考察蒙廷(中央)与世侯(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蒙古灭金后至元世祖中统初年,汉人世侯的大部分军队镇戍在河南和江淮一带,征伐南宋。蒙古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将世侯军队分割在不同战线,以分解其兵力。忽必烈征战阿里不哥时,将史氏、张氏、严氏等河朔山东大藩军队中的精锐改编到他的武卫军中。汉军久从征伐,率皆困敝,且损失严重。随从助军的世侯所拥有的军队,不足以作为他们割据的资本。元世祖在平定李?之乱后顺利罢侯置守,与汉人世侯的征伐镇戍关系甚大。     

试论农民起义中的“天”

“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口号、国号、年号和农民领袖称号中,是经常出现的字眼。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末裘甫起义铸印日“天平”,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则称“冲天大将军”;金朝山东“红袄军”杨安儿起义,建立大齐政权,起年号“天顺”;元末红巾军起义中,徐寿辉建立的政权,国号“天完”。明玉珍在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年号“天统”,张士诚建立大周政权,年号“天     

论李璮

<正> 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蒙古汉军万户、益都行省、江淮大都督李璮举兵反元,不久攻克济南,势力波及大半个山东。为镇压李璮,蒙古汗廷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兵力,费时近半年,至七月李璮被杀,叛乱平息。史称“李璮之乱”。在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处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中央政权与汉族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而“李璮之乱”正是这类现象中的一个典型事例。本文拟将李璮其人及其活动放到上述的历史条件之中作一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南宋金元之際山東、淮海地區中的紅襖忠義軍——“中國農民戰爭史”之一節

一、引言在南宋末、金末和元初的歷史上,紅襖忠義军底種種活動,是很值得重視的。至少有如下的三個主要理由,使我們不能不重視牠。第一,這些活動,在時間上持续了很久,卽以見於普通史料的而言,自宋都统戚拱初結紅襖軍李全焚金人底漣水縣事件算起,是公元一二○四年(宋寧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到李全底兒子李璮在濟南抗元犧牲为止,是公元一二六二年(宗理宗景定三年,元世祖中統三年),這中間幾乎整整是六十年诘赜蛏仙婕暗降墓犖б埠軓V,除中心地區是山東底青州、濰州、萊州以及淮東地區之外,北到滄州,西到太行,東到海,南到江北,     

砀山“李举人”非李岩说

砀山“李举人”非李岩说秦新林明末农民起义军中，是否确有李岩其人，早在清初就有过争论①。１９７８年，顾诚《李岩质疑》一文发表，争论再起。其后十七年间，坚持确有李岩其人之说者，主要有三论：一是杞县《李氏族谱》中之李岩即大顺军之李岩②；二是砀山县李举人即李...     

党的统战方针与东北军在山东抗战

党的统战方针与东北军在山东抗战张梅玲七七事变，举国同仇敌汽，奋起抗战。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别调遣于一、二、三、五战区作战。其中，在山东抗战的东北军，先是５１军和５７军一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继之，于学忠任苏鲁战区总司令率东北军２万余人入鲁作战。由于我党实施...     

浙江省南宋史研究中心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6月,2006年3月被列为浙江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主要任务有三:一是在五、六年内完成50卷《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二是以中心为平台,积极开展南宋史研究的国内外交流,推动南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三是以史为鉴,结合杭州历     

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探讨:第一,论述了大蒙古国时期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过程及使用情况;第二,由于驿站交通的前后继承性,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第三,以蒙古文乘驿公文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察合台汗国驿站的运行特点;第四,总结了察合台汗国的重要交通路线。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论析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只是李纲的个人宏愿而已。北宋覆亡后,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小朝廷处于节节败退状态,何谈赢得“二圣环”之事！南宋初期,文恬武嬉,特别是宋高宗无心抗战,军队士气低落,哪里有“精兵十万”可拥？任李纲为相本来就是高宗十分勉强的选择,有难言之隐,只是“虚位以召臣”而已,将李纲当作威吓金人的物象,统帅军队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权力,其军事才能得不到充分验证,加上群小出于私心的围截,使每一步重大决策都不能如愿实施。李纲的宏愿值得颂扬,但过早为宏愿的实现下结论又与现实稍有距离,显得有些“机浅”。     

金代前期军事心理战论析

金人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辽和北宋王朝过程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战术值得探究,特别是金代女真武将以辽、宋将帅为主要目标,引导和控制其心理活动,使其判断失误,决策失措的军事谋略心理战;以及通过示形造势,使辽、宋将帅产生恐惧、疑虑和动摇,放弃与金作战的军事威慑心理战的运用,使金多次出奇制胜,打败强大的对手,出色完成军事战略任务。     

论易学源于山东——兼论汉以来山东古代学者对易学之贡献

作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易学有汉易系统、晋易系统、宋易系统三大形态。有材料证明,这三大系统开风气之先的都是山东学者。汉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孟喜,集大成者是郑玄;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王弼;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结论:易学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纵览文化轴心期以后汉以来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看出,山东学者对我国易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宋代田园诗的演进与分期

田园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门类,宋代是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宋代田园诗的演进经历了承袭、自立、突变、繁盛、深化五个时期:从北宋前期一味地步趋晋唐,到北宋中后期开始形成独特面目;从南宋初期因战争因素的介入而发生突变,到南宋中期由于大家、名家的出现而空前繁荣,再到南宋后期继续深化。在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宋代田园诗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薄走向丰厚,形成煌煌大观,为中国古代田园诗史绘上了绚丽一页。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闲赏"范畴与明清文人的审美生活

赏的审美意义在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然"闲赏"作为一复合范畴主要出现于唐宋以后的诗文中,尤其在明清系统品赏著作中作为章节命名使用。对"闲赏"范畴"文脉"进行简要梳理,可对照出明清文人所言"闲赏"之独特内涵:一方面,明清"闲赏"对象上的世俗生活性,使"赏"更具"闲"意,另一方面,"闲赏"范式上于感性形式中见雅趣的现代审美性,又使明清"闲赏"有了"以俗为雅"的倾向,遂与当下"日常生活审美"构成一种"形似神异"的映照。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南朝中央官学探微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南朝时期既承受着外部胡马临江而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又面临着统治集团内部渐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可谓是王朝兴替、兵蠡迭加、君如举棋。然而,政治的局部稳定,经济的相对繁荣,再加上有识君主的提倡,从教育体制方面来看,南朝较之两晋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刘宋和萧梁时期,由于政权的相对稳定,中央官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形式。不仅有国学,还创建了学馆,更有专门形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