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迂执人 死做冤魂鬼——冯渊和石呆子的悲剧人生

冯渊和石呆子二人的生性过于迂执,结果都成了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他俩的悲剧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同时,这两个人物与其相关事件具有对称性。这种“特犯不犯”的创作手法值得后人镜鉴。     

无爱的世界人性的荒原——对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灵魂扭曲的思考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而其中的主人公曹七巧也被作者认为是最彻底的人物。张爱玲以她的深邃、透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因情爱及金钱而心灵扭曲的女人。灵魂严重扭曲的七巧是顺着被动的“自食”与外张性“食人”两个方向发展,并且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悲剧。文章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方面透视这种悲剧产生的原因。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沈从文《边城》悲剧成因新探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人性善的杰作”,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也被看作是善的悲剧。但《边城》的悲剧不仅仅是由于“不凑巧”这一表层原因造成的,其内涵要丰富、复杂的多,既有人物主体意识的缺失,也有孤独寂寞基因的羁绊,还有碾房阴影的挤压。因此,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实质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它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比较

《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分别为中国与英国18世纪的现实主义名著。两部作品在选取题材、塑造人物以及艺术风格上均有相近乃至相同之处.他们都描写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都侧重描写家庭琐事.《红》写出了以大观园为地缘中心,以贾宝玉为人物主体的“脂粉群”;《傲》则描绘了以尼日斐花园为地缘中心,以班纳特家族女子为主体的“脂粉群”。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两作的整体艺术水平,不难看出,《傲》作中的人物更带有“扁平”倾向,人物的内在性格也显得简单与单薄.在风格方面,《红楼梦》是一部悲剧,而《傲》作则是一幕喜剧。在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红楼梦》也显而易见地超过了《傲慢与偏见》。     

酒神精神延伸在人类历史的两极——普罗米修斯与索科洛夫比较

普罗米修斯和索科洛夫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阶级和民族不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时代也相距甚远,但作为悲剧人物,他们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痛苦,他们身上都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超常的抗争欲望和坚毅的斗争精神,即酒神精神。这一切使他们的悲剧性格显得格外迷人。本文就试图把普罗米修斯与索科洛夫这两个古代、现代有代表性的悲剧人物进行比较,以尝试探讨美学范畴的悲剧性和悲剧精神问题。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

莎士比亚几出著名的悲剧,都是借用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它又不同于他的历史剧,那么他的悲剧和历史剧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给以一个界说呢?匈牙利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卢卡契(1885——1971)称他的历史剧为“国王剧”,认为他的悲剧是脱离了“狭隘主义”以“高度集中的形式去刻划”“过渡危机时期的一些社会道德问题”,这些悲剧人物都是这一……时期最雄伟的历史典型”,他说这些悲剧是具有“更深刻更真实的历史性”。《哈悔业特》的主人公是一个王子,《李尔王》中的李尔王更是一个当权的国王,《麦克白》一剧的主要人物仍然是篡夺了王位的国王,这与历史剧有什么区别,按照卢卡契的说法,它们仍然是“国王剧”,使我们无由分辨。他把悲剧仍然局限在历史的范畴,     

《李尔王》悲剧的成因与现实意义

《李尔王》是当今被评论越来越多的一部悲剧。莎士比亚在该剧中主要揭示的是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因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对剧中主要人物的剖析,分析了老一辈兴衰的原因,新一辈的忠贞与奸诈。该剧通过两个家庭的悲剧来反映整个社会。莎士比亚通过对其理想人物考狄利娅的刻画,谴责了人伦颠倒的社会现象,从而唤起人们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友情和爱的世界,使人间更加美好。     

论悲剧名作所表现的崇高性

悲剧历来被推重为崇高的艺术。不论是唯心主义的艺术家和美学家,还是唯物主义的艺术家和美学家,对这一点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席勒说:“悲剧艺术是更多以道德为基础的”,“重视包含在悲剧感动之中的崇高快乐,尤其是艺术的目的。”①他认为道德上的崇高应当成为艺术尤其是悲剧艺术的中心。黑格尔说:“艺术之所以异于宗教与哲学,在于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②他认为悲剧是崇高的“最深刻的形式”,其原因就在于:在悲剧冲突中,“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衡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③也就是说,悲剧通过双方的“和解”表现的是“永恒的正义”即崇高。     

《李尔王》悲剧的成因与现实意义

《李尔王》是当今被评论越来越多的一部悲剧。莎士比亚在该剧中主要揭示的是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因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对剧中主要人物的剖析，分析了老一辈兴衰的原因，新一辈的忠贞与奸诈。该剧通过两个家庭的悲剧来反映整个社会。莎士比亚通过对其理想人物考狄利娅的刻画，谴责了人伦颠倒的社会现象，从而唤起人们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友情和爱的世界，使人间更加美好。     

豪迈强劲 意气风发 自成一家——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的创作先河者伯颜及其创作

伯颜作为元代早期学习汉字进行创作的诗人,原系成吉思汗近亲家族人,一生于军旅中,其汉文诗歌主要描写自已的亲身经历.他以得天独厚的军旅统帅生活为基础,创造了<奉使收江南>,<鞭>等不少内容充实,气势雄浑的诗歌与散曲作品.他的诗歌与散曲风格雄健,情调高昂,阔大豪放,气势雄浑,粗犷豪爽,他是元代蒙汉诗歌交流的先河者.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破译家也难破自己的爱情密码——评麦家新作《风语2》

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新作《风语2》,集中描写了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民党军统黑室成员、破译天才陈家鹄的凄美爱情故事,显示出麦家创作的新动向和编织爱情故事的高超技能。现着重从故事、人物、语言几个方面对《风语2》进行评析,以破译出麦家爱情小说的艺术魅力。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这在“新红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次年,胡适发表对甲戌本的研究报告,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为数不少的《红楼梦》旧抄本被陆续发现。胡适收藏甲戌本的三十四年间,曾多次将该本提供给学人加以研究。他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贾岛姚合诗风成因初探

中唐时代的贾岛、姚合两位诗人因交谊密切、诗风类似而被后世并称为"姚贾"。由于成因不同,两人的诗风是同中有异的。贾出身僧人,数十年困于场屋,故心境抑郁颓废,又受到韩孟诗派追求奇险审美意趣之影响,其诗使常于深沉哀怨中回旋拗峭不平之气。姚虽沉沦下僚,颇感寂寞无聊,却养成喜爱山林闲适生活的性格,故其诗透露的是高人隐士清静无为的避世情绪,与元白诗坛的闲适浅易情趣有相同之处。     

元好问诗歌艺术探析

元好问生逢金代后期的动乱时代,亲身经历了亡国的惨痛,时代与个人痛苦的交织形成了他刚健质朴、沉郁悲壮的艺术风格。元好问早年力学苏轼诗,吸取其精髓,而其老健之处却又在苏轼之上。真正奠定艺术风格的是他的纪乱诗。华实并举是元好问诗歌的一个尺度。     

《宋元学案》中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以“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百家为中心

《宋元学案》的成书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各阶段编纂者的分工及其案语内容也各不相同。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氏父子主要致力于哲学思想的阐释与评价;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编纂者全祖望主要致力于思想史的构建;第三阶段最后的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主要致力于文献的校订。其中黄百家作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贯彻其定下的编纂原则与思想史观,在编纂《宋元学案》的过程中进行了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师承关系的辨析、历史记载的考证、思想源流的梳理等方面的工作,并将其成果记录在案语中。这些案语提高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并为研究黄百家本人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材料。     

岳麓书院屈子祠的创建及其文化意义

清嘉庆年间 ,岳麓书院创建屈子祠 ,改变省城无屈原专祠的局面 ,使“湖南乃屈贾之乡”得以名实相符。此举的文化意义有二。一是将湖湘忠诤爱国的优良传统由北宋上溯于楚国与西汉。二是将岳麓学术由朱熹、张木式向上溯于周敦颐 ,最终确立了湖南学术道统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

现存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历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张载行实和思想的最可靠资料之一。然而,该《行状》存在诸多待考问题。通过对其中六处记述考察探究,可以发现和推断：该《行状》约写于元丰二年（1079）,其内容中所载＂嘉祐初＂当为＂嘉祐元年＂,＂方未第时＂应指＂皇祐五年八月至至和二年六月间＂,张载＂卒于馆舍＂实因长期的＂慢性肺病＂所致,＂十有二月乙亥＂与＂元丰元年八月＂在传抄的过程中存在讹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