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文艺复兴”观——解读《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认定清代学术二百余年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根据佛说一切流转相,将清代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而每个时期皆"以复古为解放",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似,在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科学方法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也与欧洲文艺复兴相联通,于顾炎武、戴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治学中得到的充分体现。但梁氏只是从复古思维趋向和科学研究方法两大维度将清学与欧洲文艺复兴作了比较,而对清代学术的缺陷认识不足,如清朝的"文字狱"对学术的伤害、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掘、清学与宋明理学的复杂关系,以及晚清西方现代文化的思潮对中国学术的冲击等,都没有涉及。     

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论梁启超的人才观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教育改造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精辟的见解,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文章就梁启超关于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的关系进行研究,评述他救国先救人,兴国先"新民"和兴学校培养人才的举措产生的影响,肯定其思想和主张的积极意义,指出其政治的过失,评价其学术与政治错位对他的影响.     

梁启超学术文化史论中的科学观念

梁启超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潮流、开风气的人物,探讨其科学观念的演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学术文化史论中的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对"科学"概念认识的演变;第二,对传统学术缺乏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批判;第三,弘扬与阐发传统学术中的科学精神;第四,关于"反科学"厘析。通过梳理、总结梁启超在近代科学观念传播中的贡献,可厘清其"反科学"之恶名。     

试论梁启超楚辞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在其漫长而丰富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梁启超所处的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位置,其研究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注重运用西方的科学实证和系统方法,同时又以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为其研究背景,从而开启了近现代楚辞研究新的思路。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梁启超的国家主权思想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梁启超的政治生涯正值中国内外时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其国家主权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戊戌维新前后,可以概括为兴民权以维国权;1899夏秋之际至1903年访问北美大陆之前一度倾心共和,同情革命,接受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1903年从北美归来思想大变,开始服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主张主权在国.梁启超的国家主权思想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必然因果或自由意志——论《陶渊明》与梁启超后期学术理路

梁启超《陶渊明》和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之间的对话是近代学术研究中的一段公案。若想在还原对话现场之外，激活讨论深藏的理论面向，则需要恢复特定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实际上，主导梁启超1920年后学术理路的，是依托欧游中的具体经验产生的对必然因果与自由意志问题的一系列思索。《陶渊明》作为这一思索的延伸，体现了梁启超后期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关注、在文献之学与德性之学间不可偏废的立场以及对《新史学》中所倡导的因果律的深刻反思。     

科学为本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 ——林耀华学术研究评述

[提要]从《严复研究》开始,林耀华始终将“科学”贯穿于学术工作与人才培养。在林耀华的学术生涯中,他以科学树立规范,以科学服务社会并以科学开拓新领域,履行了一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先驱者的使命。林耀华的学术生命折射了整个中国百年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反映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动力与价值。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学科建设的科学坚持造成冲击,实验式、感悟式、自省式的民族志写作和研究影响了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规范性,影响了学科公信度,也使学科的学术地位逐渐边缘化。回归科学的学科发展,坚持学术研究的规范性,践行联系实践的人才培养,才能让民族学人类学融入学术服务现实的主流道路。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科学技术与科学精神--康梁晚年对科学的思考

康有为眼中的科学是科学技术,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本.康有为的科学观偏重于科学的应用价值.梁启超强调科学的深层结构是科学方法,但他对科学的认识也存在误区,他把科学的实践所造成的灾难看成是科学的滥用.他赞赏科学的精神价值,但找不到这种求真的精神价值与中国求善的理想人格价值的通道.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民国时期史学革命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史学革命运动对当时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传统美术史学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对民国时期史学革命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对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加以论述,包括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疑古思潮的影响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美术史写作的影响等。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梁启超的心力说

梁启超对近代心力说做过巨大的贡献。他早年宣扬心力说 ,深刻地批判了封建思想意识 ,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近代心力说热潮退去后 ,梁启超的论著中关于心力的论述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他从近代的片面强调心的作用转向对心物关系的确认 ,把心与物对应起来 ,承认二者相互作用。因此 ,他认为心受到物的限制 ,其作用是有限的 ,消除了早期心力说把心力的作用看作无限的片面和偏激 ,使心力说趋向全面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