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可知,这些名称在实质上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等同"春秋笔法","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一致共识.     

王安石《礼记》学探论

郑玄、孔颖达秉承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原则,有时表现出迷信经书的特点,把经书的一些理想化记载当做事实看待。王安石则对这些理想化的记载进行重新审视和拷问,并提出自己的新见。王安石在驳斥郑注孔疏并阐述己见时,根据对字的训释及其它文献的记载,并讲求义理的推求,力图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把握圣人的言外大意。王安石在训释《礼记》时使用了"先王"一词,并明显地体现出他有尊崇周公和周礼的倾向。     

《春秋》之阙文与错简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圣经>,<公羊传>与<榖梁传>专注于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诠释,即使是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对此也屡屡涉及.至于后儒的此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即使<春秋>确为孔子所编撰或修订,这种对"微言大义"的挖掘也是以<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字讹误为前提的.本文对<春秋>经之阙文与错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意在说明后儒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挖掘多有可疑之处.     

王安石的《老子注》探微

王安石的《老子注》颇具理论特色。他以元气释“道”,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他以“穷理”解“为学”,以“尽性”解“为道”,从而掀起了以性命之理解释《老子》的时代潮流。他主张有无并重,并对无为与有为作了辩证的理解,从而超越了魏晋玄学“贵无”、“崇有”之争以及道家纯任“自然无为”的弊端。他关于先王有尚贤之迹而无尚贤之心的说法,则试图调和儒、道两家在“尚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他还提出“圣人无我”的说法,意图约束帝王的个人意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时,提出了“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思想,从而为他的变法主张作了理论铺垫。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微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王安石人性论之演进

从人性善恶的角度看,王安石人性论经历了＂性归于善而已矣＂、＂性可以为恶＂、＂性有善有恶＂和＂性不可善恶言＂四个发展阶段。＂性不可善恶言＂是王安石人性善恶问题的最终定论,且这一定论与扬雄的＂性善恶混＂在实际内涵上完全相同,王安石最终认同的是扬雄的人性观。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四库总目》辨误一则——《吴越春秋》提要考辨

《四库总目》言所收《吴越春秋》为元本,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中已有考订,但对《吴越春秋》原序和《总目》提要中的信息挖掘不够深入,对版本的分析也时有"臆测"的成分,并不准确,推论略显粗糙简单。该文就目前所见资料加以整理,对《总目》所用《吴越春秋》做版本、内容两方面的考辨。     

论欧阳修与王安石文学观之异同

在北宋文学革新运动中,欧阳修与王安实目标一致,都是以抨击西昆体等浮靡文风,建立具有清新实用的文学风尚为宗旨,但由于两人的身份及生活经历不同,在文学认识、文学评论、文学创作上,两人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即欧阳修更看重文的独立性和表现性,王安石则重视文的政治功用性。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庆历学风与王安石的《诗经》学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泽的《春秋》学理念及其对赵汸的影响——以赵汸《春秋师说》为中心

元末《春秋》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赵汸,师承元儒黄泽,而黄泽的《春秋》学说,又集中体现于赵汸所编纂《春秋师说》一书。黄泽认为,研治《春秋》学,须识"圣人气象",明"述作本旨";须依据事实,以求义理;须明辨书法,区分经史,兼顾史法、经法之关系;须明辨"三传"及诸家得失,会通汉宋;须识其大意,经传相证,推寻详尽,务求平正。正是在黄泽《春秋》学方法理念的启示和影响下,赵汸积思自悟,发明师说,构建了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义例学说体系,从而奠定了其在《春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     

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邵雍《春秋》学论略

邵雍是北宋道学五子之一,对《易》学研究造诣颇深,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其在《易》学方面的创见以外,邵雍的著作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春秋学思想,具体表现为重视《春秋》的"体"与"用",强调其中的权变思想以及注重《春秋》学的"性理化"等方面,对学术继承、学风转变以及现实改革都有重要意义。     

王安石的"剽窃"习气及其成因

王安石的诗被称为"王荆公体"。然王安石在创作中却有比较严重的剽窃习气,钱钟书认为王氏是巧取豪夺、明目张胆地在他人"集中作贼"的代表人物。究其成因,主要有三:一是王氏个性人格的争强好胜;二是北宋文人手书唐诗、模仿唐诗、改写唐诗的风气;三是王氏深受"士宁体"的影响。当然,王安石作为宋诗大家,决不是专靠剽窃浪得虚名,他善于"点化"的一面,使他的诗诗律精严、浑然天成,后来江西诗派所谓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正是对王安石创作方式的直接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