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西方“马克思学”的差异分析方法及其当代反思——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

在隆重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后，我们既要迎接迈向新的历史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与文本的研究，更要回应西方“马克思学”运用差异分析方法生产出的新成果，因为这一方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隐晦的消极作用，需要我们高度警惕。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西方“马克思学”的差异分析方法，在充分认识这一思想史研究方法意义的基础上，反思差异分析方法运用的前提、历史限度、角色限度和人性限度。具体来说，第一，运用差异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反对“有罪推定”;第二，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把握“时代脉搏”;第三，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理解“理论分工”;第四，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尊重“传奇友谊”。     

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

本文认为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我们必须直面存在于我们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历史间距 ,承认理论的“可能性”高于理论的“现实性”这一理论演化规律 ;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杰出之处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就在于充分发挥自身创造力 ,去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鲁宾难题”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新解——兼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维度

“鲁宾难题”揭示物质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复杂关系,关系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定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关于“鲁宾难题”的多次论战使得问题深入到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是黑格尔式的精神抽象还是李嘉图主义的社会劳动抽象。引入当代《资本论》的近亚里士多德解读,以马克思文本的词频学、谱系学研究加以辨识,劳动的抽象过程是劳动者“表现”的过程,蕴含着对象化劳动表现或“选择性关注”社会对象化的思想向度,双向对象化在劳动抽象的历史化过程中呈现出内部统一运行于外部对立的复杂关系。具体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是一种矛盾运动中的表现性抽象关系。由此反观视域本身,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反思显示着一种对存在的“旁观者”视角,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解读需要被扬弃和超越。     

“两次转变论”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兼答王东教授等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两次转变论”解读模式有一个从提出到完善和进一步深化的过程。这一解读模式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三阶段说”。“两次转变论”的关键,是认为马克思1843年底思想转变后并未直接达到实践的(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中间存在一个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典型代表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阶段。马克思此时虽然在论域等方面超出了费尔巴哈,但在整个思维范式上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同时,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不是完全拒斥,其中也有肯定的成分,但这种肯定也是在费尔巴哈式的思维范式统摄之下的。必须强调的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发展转变过程的研究中,要注意避免六种倾向:即把猴体颠倒为人体的倾向;目的论、烛引式的倾向;用权威来解释权威的倾向;用文本来解释文本的倾向;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相割裂的倾向等。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到历史的新阶段

江泽民同志在创立并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高度概括总结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理论,创立并形成了新的“先进生产力论”、“先进文化论”和“人民根本利益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到历史的新阶段。     

论三种主体及其区分

在我国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正确区分“人民”、“人类”和“个人”这三种主体,突出的表现是用“人民”和“人类”否定“个人”.如何协调马克思“人民主体论”、“人类主体论”和“个人主体论”三者的关系？关键是明确各自的理论针对性或“理论分工”.三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否定,它们都具有理论合法性和理论价值.     

马克思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科学体系,而“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则构成这一科学体系的“主构架”、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之所以对“三形态论”、特别是“五形态论”以及科学地分划历史发展阶段与全面、正确地把握杜会形态演变规律之间的关系产生种种误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忽略了对“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研究所致。本文试图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统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也谈“共产主义三阶段”──与刘宏元同志商榷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来就是一部争议颇大的文献,原因之一是它写于作者思想急剧转变的时期,本身就是一部探索性的文稿。如不弄清文本的历史语境,深入文本实质内容,就很难正确把握其中的有关论述。本文认为,刘宏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超越私有财产水平》一文中据《手稿》提出的“共产主义三阶段”论,其实是对三种共产主义理论学说的误解。文章结合历史时代背景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深入文本实质内容作了具体解析。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思想的实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再研究

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和《历史学笔记》中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既不是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当做纯粹的"西方社会理论"加以抛弃,从所谓"单线论"转向"多线论";也不是仅仅一般地确认社会形态演进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局限于指认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某些历史条件可以跨越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新思想实质上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突破,而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正是以这一突破为理论支撑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对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评价,并对他同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观点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

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国内外学界曾流行多种看法。本文按照"笔记文本的个案研究——笔记间关系的辨析——笔记主题的判定——笔记在马克思同一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中的地位的指认——笔记与马克思社会理想、革命实践的关系的辨认——笔记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的关系的考察——笔记历史地位的界定"的方法论思路,对"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做了重新界定:笔记是为直接配合晚年马克思"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科学成果,系统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唯物史观创新计划而作的准备性材料,它们实质上是为晚年马克思系统阐明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写出一部系统阐明上述理论的历史哲学著作做材料、思想上的充分准备的,而就其终极理论使命、价值目标而言,它们也是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服务的。     

为什么“历史概述”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对《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历史哲学”的考察

马克思在1877年撰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把自己关于西欧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究其原因,既有“历史概述”已由典型案例转变为普通个案的历史阐释反思——不足从“史”上升为“论”、难以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更有对这一时期“一般历史哲学”沦为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辩护武器的现实警惕。马克思“历史哲学”从存在的历史性出发,立足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定向,在民族史与世界史的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规律,不仅升华了“历史概述”的时空界定,更构成了关于发展道路的“具体-总体”哲学。它在发展空间、发展模式、发展过程、发展价值上的有益思考,为新时代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自觉。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