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何以产生 ——基于政治信任形成及演化机制的分析

中国的政治信任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纵向分布上表现出"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地方政府就成为了我国政治信任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基于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形成的基本政治信任相对稳定,但地方政府面对的具体事件中的政治信任往往会因事件的发展而经历快速的变迁,若公众在接受即时信息并综合过往经验进行判断后的结果是信任水平的持续下跌,地方政府便可能遭遇由标志性突发事件引起的信任危机,较为典型的就包括安徽池州的群体性事件和新冠疫情的舆情危机。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地方政府考虑如何预防和解决信任危机。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中国地方制度特色论

制度是形式化的规则、固定化的规范。中国的地方制度是适应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民族国家的特点而制定的。同时,中国又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也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地方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方向。     

农户“城乡居保”参保缴费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城乡居保"制度是一项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普惠制、广覆盖的惠民政策,但在政策实践中多数农户选择了低档次参保缴费行为。基于三省18县农户缴费档次的抽样调查结果,农户并非是在收入水平上无法承担更高档次的参保缴费,而是对"城乡居保"制度的制度模式、工作网络和财务机制缺乏信任和合理预期。同时,农户低档次缴费参保行为也暗合了地方政府的现期利益,地方政府的"行政异化"策略反过来强化了农户的低档次参保缴费行为。合理提高农户在政策执行中的边际收益,弱化地方政府"行政异化"动机则是提升农户"城乡居保"参保缴费档次的核心路径。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

从政治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似乎都缺乏让商议式民主生根、结果的丰厚的土壤.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基层出现了不少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之案例,其中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引人注目,曾被有关机构评为"中国地方制度创新"奖."民主恳谈会"将商议式民主带进到基层民众的政治生活之中.本文从商议式民主的角度阐述了"民主恳谈会"这种制度创新的价值与意义.     

加大教育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我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正因如此,"三农"问题得到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来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为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出台了一系列的支农政策、法规,旨在加紧解决"三农"问题.     

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信任不仅对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既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公民参与性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每种类型的信任都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有良性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对现实生活中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并对这三种类型的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探讨如何培育合作型信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有效途径.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社会距离与农民间的合作行为

合作的发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有可供选择的合作者;二是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对于农民群体来说,较近的社会距离虽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但由于人的精力所限而决定的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过小,进而导致农民找到适当的合作者的机会大大降低,使农民之间真正的合作较少发生;与此相反,较远的社会距离虽可以让农民找到足够的可供选择的合作者,解决了合作者问题,但由于农民特有的人际信任结构决定的相互信任的缺乏,也同样使合作行为很少发生.所以,社会距离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农民合作行为的减少,中等社会距离的农民之间才最容易发生合作行为,从而使合作行为发生率曲线呈"倒U"状.因此,在增大农民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没有太大的空间的情况下,促进农民间的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或契约信任转化,从而使远社会距离的农民间较易建立相互信任感,才是提高农民间合作的最有效的途径.     

乳制品安全事故:“信任品”的信任危机

近年频发的乳制品安全事故已经引发消费者对乳制品质量安全的信任危机.文章从乳制品具有"信任品"特征的角度,分析了信任危机背后的市场失灵和监管失效因素,进而探讨了商业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信任重建的角度,提出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完善质量标准体系,改善产品信息不对称性和推进奶源组织模式的改革是改善我国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可行对策.     

政府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依赖——一种城乡低保退出困境的解释框架

城乡低保规范有序退出对实现托底性政策的公平正义目标,对于精准施保,准确瞄准救助对象使其有获得感,降低被剥夺感十分重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角度,对城乡低保退出不畅这一实践难题尝试构建一种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差序格局以及人际信任缺失、社会资本不足在制度设计或架构不足、理性驱使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城乡低保对象不愿退出低保,对低保正常退出带来困难。建议建立低保管理行政部门、法治规范、社会参与等多方治理体系;丰富低保政策宣传形式,提高了解政策的可及性;将低保管理纳入社会诚信档案体系,对失信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坚持有情操作,渐进退出,建立低保退出跟踪机制,解决低保退出后困难群体的生存之忧。     

从"中央地方关系"到"政府间纵向关系"——代表性观点与理论趋势

"中央地方关系"与"政府间纵向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依据"研究主题"和"研究层面"构成的二维分析框架,可以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和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中的17种代表性观点.纵观这些代表性观点可以发现,相关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从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向政府闻纵向关系研究的理论转变.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三农制度变迁

转型时期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地方政府道德风险是造成农民制度性贫困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难题必须重视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问题.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全国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现实的对策是采取有力措施壮大农民工的力量,改革传统的"三农"制度供给模式,扩大农民的消费者主权.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中心与边缘:"地方法制"及其意义

地方法制研究涉及法治国家建设的多重观念转换.首先要从国家制定法律的观念转换为社会生成法律的观念,这一观念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其次要把法治国家建设实践从以法律制定为中心向法律实施为重点转换,地方在此事业中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最后要摆脱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的自上而下的认识模式,认识到地方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单位,地方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中央机关不可代替的特殊地位.由此,才能深入理解"地方"与"法制"及地方法制研究的意义.     

"黄宗羲定律"不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

秦晖先生提出的“黄宗羲定律” ,其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但它却不是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所在 ,只有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确保中央对地方“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如数兑现 ,同时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采取合理配套改革措施 ,农村“税费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最后成功。这场中央对地方的“输血博弈”成功与否 ,是中短期内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