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的社会支持探析

城市化的发展,需要有条件的农村流动人口转化为市民,但农村流动人口的现状揭示,他们还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因此,加大再城镇化力度势在必行.本文从社会支持的视角出发,对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究,从非正式性社会支持和正式性社会支持两方面,即从血缘、地缘、业缘,政府、用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多个层面,剖析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状态下社会支持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构建有利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的社会支持的一些建议.     

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制度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综合社会融入指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分析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且这种促进效应存在群体异质性,医疗保险对就业人群、省内流动人群的社会融入产生的影响更明显。此外,基本卫生服务利用率是医疗保险发挥社会融入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安全感调节下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建构机制研究

我国社会转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而人口的流动性又造成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异质性和人际信任模式的新变化.本文以城市流动人口安全感及人际信任为讨论主题,分析在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以及市场博弈情境下,安全感、人格可靠性、制度诚信、社会诚信等因素对流动人口人际信任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通过揭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际信任模式的建构机制及发展变化规律,以期为解决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当下困境及促进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研究——以L县团仓村为例

通过实证研究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现: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亲属关系主要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物品支持,非亲属关系主要为其提供社会交往和劳务支持。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中主要关系类型由强到弱依次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其他亲戚。针对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现状,建议政府加大对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救助力度;扩充其生活物品支持网的内容;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居民提供就业支持;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保存和发扬社会互助传统。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的迁移模式给群体健康带来了差异化冲击。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PSM检验等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与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同向变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自评健康影响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为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不断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以家庭为单位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家庭发展，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     

户籍歧视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文章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户籍歧视是否以及如何抑制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定居意愿。多种模型设定和控制内生性偏误的计量研究结果均显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户籍歧视仍然普遍存在,且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有负向影响。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户籍歧视的负向作用有所降低,但这一负向影响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被强化,不同就业形式、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存在异质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和完成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公共伦理视角下探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管理新对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表明中国正经历着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伴随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出现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变得日趋严峻,他们的教育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和今后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在此通过对流动儿童教育现状的研究从公共伦理范畴公平、责任、民主等视角探究流动儿童教育的新对策。     

转型期异质性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山东省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山东省流动人口调研数据,构建影响社会融合因素的指标,采用经典的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各影响因素对社会融合的不同影响。文章分别从个体特征、生存状况、社区网络三个方面研究其对经济、文化、制度、心理融合的影响,并以年龄、收入、户籍、省份和行业等为依据划分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相应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为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新型流动人口管理体系等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大众传媒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舆论建构与监测

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从农村向城市或跨省区流动的人口及其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规模日益庞大,但由于诸多原因,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形势严峻,成为困扰流动人口、影响城市化进程、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的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媒介化社会的大众传媒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来看,应该根据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和意见领袖的大众传播规律,发挥大众传媒应有的舆论建构与舆论监测功能,是促成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解决的一种重要途径.     

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2010年山东省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快速扩大,其年龄结构年轻化,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为主;人口流动长期化趋势明显;跨省流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散,而跨省流出人口的流入地集中,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的城镇地区;务工经商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不同类型和性别的流动人口,动因差异显著;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了解山东省的流动人口状况,对于把握全国流动人口状况、结构及特征,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意义.     

双重边缘化: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困境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成都市调研的思考

流动人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出现的庞大群体。根据国家计生委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预测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到3.5亿左右。规模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体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指标。但流动人口在现阶段面临政治参与双重边缘化的问题,即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政治参与均边缘化。面对这一问题,我国政府在流动人口管理中要转变观念:实现从管理到服务;坚持统筹原则,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积极培育政治参与文化等。走出困境,提高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质量,既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会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非正式自雇就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特征与差异——兼对波斯特“市场化悖论”的回应

以自雇就业为主的农民工非正式就业者的社会网络状况与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不同,他们较少依赖社会网络的支持。综合考察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制度环境,将地缘分布和行业聚集进行交互分类,可以发现其社会网络有四种类型:(1)同乡同业网络,主要表现为内部网络支持;(2)同乡异业网络,网络支持和互惠长期存在;(3)异乡同业网络,网络和市场规则并行;(4)异乡异业网络,市场契约部分取代关系网络。与波特斯的"市场化悖论"相反,中国农民工中的非正式自雇就业者逐步降低了关系网络的作用而进入到自发的市场规则之中。因而外来流动人口或移民的来源地与行业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差异也许正是波特斯悖论的适用边界。     

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

本文使用两个独立调查取得的数据,检测了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流动后性行为的改变及导致女性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的个人和社会因素。结果显示,流动和性别不平等的相互作用导致女性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增加其临时或商业性行为暴露的工作行业。女性而非男性流动人口在流动后经历了临时或商业性行为的显著增长。个人认知和社会影响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风险的构成具有重要的相关关系,其中行为能力是与安全性行为最接近的显著因子,而工作场所的支持则可以增强女性流动人口在性关系中的权利。本文提出了一个研究重点的变化,即不仅要研究艾滋病病毒在流动人口中的传播,更要看到其中的社会性别差异。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其实是和构成艾滋病风险的因素相应的,它同时伴随着以产生结构性干预为目标的研究。     

农村流动人口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农村流动人口有利于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自然进程,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人口的流动过程中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政府要正确引导农村流动人口,为农村流动人口有序流动创造条件,为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市民创造条件,从而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农村流动人口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农村流动人口有利于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自然进程 ,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人口的流动过程中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政府要正确引导农村流动人口 ,为农村流动人口有序流动创造条件 ,为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市民创造条件 ,从而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一个多维的研究视角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是经济收入低、个人能力差、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和权益缺失的综合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流动人口的贫困特征主要为非居民化的,地域聚居的居住模式;流动儿童教育受到排斥;就业培训机制不完善、培训错位;存在健康风险;就业权益受损;社会保障严重缺乏等.应从改革和创新现行制度;建立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制度;加强政府责任;建立政府、社会、社区、个人四者相结合的社会整合机制等角度来实施对贫困人口的减贫.     

新时期城镇贫困群体演化趋势研究——城镇中农村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分析

新时期我国城镇范围内贫困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农村流向城镇的农村流动人口所形成的贫困群体,在以往以户籍为基准的城镇贫困监测中,这个贫困群体是被忽视的,然而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农民在城镇中处于绝对贫困之中.本文对当前在城镇中的农村流动人口的规模进行了估计,并对农村流动人口贫困群体的特征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消除农村流动人口贫困群体的措施与建议.     

我国快速城市化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要有新思路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孙涛等发表的文章《社会融入视角下的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基于三亚市的实证调查》(《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认为,从典型国家的发展规律来看,快速城市化引致的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会导致城市社会结构复杂化,并产生社会融入的问题。国外经验显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包括结构性融入和文化性融入,其中结构性融入意味着移民个体或群体在流入地从制度与组织层面社会     

我国流动人口居住地的社会服务管理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流动人口对我国城市社会管理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在目前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下,流动人口社会服务管理问题日益突显。本文通过对流动人口社会服务管理北京模式、上海模式、东莞模式和苏州模式的分析和比较,认为我国流动人口居住地的社会服务管理面临着从流动人口防范管理转向居住地管理;从流动人口服务转向居住地服务的新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了流动人口居住地社会服务管理改革的有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