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研究

近代中国毒品泛滥成灾,危害严重,中国人民为抵制烟毒进行了不懈斗争.这一斗争到民国初年有了新的发展.1917年北京政府与西方"洋药公所"签订收买存土合同,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大惊,社会各界群起反对,最终迫使政府在上海销毁全部存土.在收买存土案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禁烟禁毒的主力,报纸等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是我国近代禁烟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禁毒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农场:近代中国农业经营模式变迁管窥

近代中国合作农场的出现，提示了一条改造农业经营的新的路径——农村合作运动与家庭农场经营改良相结合——成为近代农业经营模式变迁中的独特现象。在土地权属、小农角色、经营方式、分配方式等各个方面，合作农场经营不同于家庭农场。由于近代中国乡村经济环境的恶化、合作运动推展缺乏制度、经济、技术层面的有效支撑、乡村民众的私有观念以及传统农业经营与土地私有制度的强大惯性等因素的影响，合作运动在改变当时农业经营方面的意义并不明显。探求合作运动与家庭经营的互动，而非取代家庭经营，应是近代合作运动发展的必然方向。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述论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是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兴办的一项教会教育事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显著的特色。论文探讨了近代教会女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阶段，课程、教材、教法、教师及其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主要问题。通过考察和初步研究，认为教会兴办女学是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扩大宗教势力的需要；教会女学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并对近代女学运动产生影响；教会女学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变，但不可能解放中国妇女     

建国头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陋俗文化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陈规陋习依然存在，这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风气，也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极不相称。围绕此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努力，即开展禁娼运动；综合治理，开展禁烟、禁毒斗争；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领导率先垂范，倡导殡葬改革；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的管理，清理淫秽色情书籍；     

南京国民政府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近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有关立案的政策、措施以及《会方面的回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绝大部分教会大学和大多数教会中学的立案基本上结束了近代中国教育体制内中、外教育并存的半殖民状态，从此教会学样不再作为一种外国教育体制存在，而是作为中国私立教育体制的一部分由国家统一管理，这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与启示

在近代中国，国内经济落后于人，政治极端腐败，加之外国列强入侵，使社会十分动荡，各种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其中烟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不断通过立法来禁毒禁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虽然没有彻底根除烟毒，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我们今天的禁烟禁毒有一些启发启示的作用。     

世界一体化时代之开辟与中西文化冲突——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研究方法探讨

“文化 =民族性 时代性”公式在解释和评析异常复杂的中国近代文化运动方面往往力不从心。解释和评析中国近代文化运动 ,合理的方法应该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世界一体化视角     

从革命法制到现代法治——建国初期禁毒法制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在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新中国禁毒法制框架。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法制虽然有助于高效彻底地肃清毒品,但是也直接影响和支配着禁毒工作的纵深推进,给当代禁毒法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禁绝毒品目标的提出、运动式禁毒会战的启动、指标化考核方式的盛行、斗争化戒毒理念的形成等。面对日趋复杂的毒情形势,我们不能希冀简单复制疾风骤雨和群众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只有将禁毒工作真正纳入法治化、科学化、理性化的轨道,才能有效治理毒品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社会危害。     

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超越了以前一切启蒙思想家，实现了启蒙的中国化；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实质，从而把握了近代中国启蒙的主题；精确地阐述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内涵，揭示出中国近代社会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存及其互相依赖的关系，从而说明了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之间的有机联系，并将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毛泽东关于国情的论证对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早在１９１７年就注意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亲自组织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运动的重要地位，为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奠定了基础。３０年代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与历史的分析，对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特点的全面系统论证，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趋于治理:上海禁毒工作的当代变迁

基于毒情和禁毒主体的变化,建国以来上海禁毒工作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毒品泛滥与建国初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毒品过境与90年代前半期禁毒执法部门的严禁贩毒斗争;毒品消费与90年代后半期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的专项斗争;毒品集散之可能与21世纪禁毒委员会领导的人民战争.四阶段彰显出上海禁毒社会化轨迹,反映了毒品治理与政府管理社会化趋势.不过,源自上海的地方性和禁毒政策的特殊性,当代上海禁毒实践呈现的是"渐进社会化"特点,即是一场来得缓慢且又缓和的政府管理社会化变革.在禁毒社会化过程中依然存在政府禁毒机构专业性有限、民间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社区毒品预防成效不显、禁毒社会动员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但开风气不为师"--试论近代演说体白话文的兴起

近代演说体白话文是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独特文体。它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持点,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矛盾。其兴起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对当时的议论文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体例分析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对中国近代的白看进行了十分细致且有条理的梳理，对中国近代报刊在各个时期的办报历程、宣传特色、宣传政策、报刊活动家、报刊分布状况做了全景式的呈现。其按政治运动分期的研究体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以其研究体例为分析对象，着重分析其研究体例的特征、形成原因以及这种研究体例的利弊。     

浅议清末新政时期禁毒的举措与成效

20世纪初,清政府抓住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于1906年制定“十年禁毒”计划作为其新政的一部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该文研究了清朝末年烟毒的泛滥及政府的禁毒措施,总结了其经验和教训。     

近代外国在华企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代外国在华企业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学界关于近代外国企业的研究，经历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现代化理论以及多元化理论交叉三个研究范式变迁阶段，在理论、方法、视角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特征，并取得丰硕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近代外国企业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史料发掘、研究视角、理论范式创新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和必要。     

试析中国近代人权理论及人权运动

本文从中国近代历史出发．阐述了中国近代人权理论，并分析了中国近代人权理论形成的原因及具体表现内容，同时也剖析了中国近代人权运动的几个阶段。     

晚清禁毒法制的观点博弈与现代变奏——从“严禁”与“弛禁”之争说起

禁毒战略的选择决定了禁毒法制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晚清禁烟运动中,严禁派与弛禁派的论战是中国禁毒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争鸣,也是我国首次就禁毒战略的选择而展开的全国性大讨论。二者分别提出了"从重从快"的严禁模式和"以毒攻毒"的宽缓思路,前者流行于我国当前的禁毒实践中,后者成为西方毒品合法化政策的雏形。从晚清禁毒战略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既要避免情绪化的治理模式,也不能停留于形式化的解决路径,须贯彻综合治理和多元施策的禁毒方针,区分毒品消费和毒品犯罪的立法评价,平衡效益追求与公益实现的价值矛盾,完善政府主导与社会动员的工作衔接,这才是禁毒法治完善的应然要求。     

法经济学视阈下我国禁毒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与革新路径

面对复杂的毒品犯罪情势，我国现行禁毒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方面存在挤占司法资源、激励不相容、刑罚边际威慑力递减等缺欠，在刑事司法方面存在罪刑信息不对称、严重负外部性、司法资源配置失衡及预期惩罚威慑力低等不足。在禁毒司法成本既定与禁毒司法负荷繁重的约束性语境之下，这些缺欠和不足使得现行重刑化禁毒刑事政策未能实现毒品犯罪治理绩效最大化。从经济效率视角来看，推动现行禁毒刑事政策优化的具体路径包括：明确罪刑信息以指引毒品犯罪供给，加大适用罚金刑而减少适用死刑，提高刑罚确定性而降低刑罚严厉性，认真对待诱惑侦查的负外部性效应。     

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海关史从８０年代以来在研究机构、组织、刊物、队伍建设、档案资料开发等方面有很大进展。在中国近代海关的功能与影响、海关人物、海关专门史、地方海关和海关职工斗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令人注目，但在深度广度、理论建设、研究人员素质等方面却急待加强。     

澳大利亚华侨对中国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贡献

对澳洲华人华侨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民主革命运动以及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