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健吾的悲剧艺术

学术界论及李健吾的戏剧,大都以为他的主要成就在喜剧创作,而对他的众多的悲剧常常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王瑶先生认为,李健吾“产量很多,写得也多是长剧,但更擅于写轻松性质的喜剧”。波拉德也认为“除《母亲的梦》,这一回忆性的悲剧之外,李健吾最好的剧作都是喜剧”。我以为这些看法虽然有一定的根据,却还不够全面。李健吾是以其悲剧创作步上剧坛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悲剧,可以说悲剧是他反映生活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而且,他以深厚的生活基础、丰富的外国文学修养、以及对戏剧的独特见解,推出的一幕幕风格别致的悲剧,是三十年代剧坛上别开生面的花朵,有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再论李健吾文艺批评思想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李健吾,对不少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的同志,这个名字恐怕也是陌生的。李健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批评家。在三十年代,李健吾就以他优美圆熟,恢弘洒脱的独特批评风格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人认为他是三十年代文学批评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称誉他的批评为当时文学批评的典范。①李健吾的文艺批评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批青年文人。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文学批评的唐堤同志写文章回忆说:     

异质类的悖论——论李健吾悖论式文学批评的张力特质

李健吾先生是一位思维活跃、涉猎较为广泛的我国著名的多产学者,他不仅着力于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而且将笔触伸向了文化领域,包括戏剧创作、文学评论、文化批评和翻译等。李健吾思想的多样性和综合性使其文学批评充斥着异质类悖论组合:追求艺术化人生与关注现实人生相交织、批评的自由性与公平性相融合等。从批评内涵到实践方法,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充分彰显了张力特质。从李健吾文学批评张力特质的成因入手,在剖析其文学批评的内涵基础上,可以探析其实践方法,进而凸显其文学批评激活、增长的批评精神,这不仅有助于文学批评者品格的提升,也对构建文学批评多元有序的世界格局有所裨益。     

创新思维的体现--李健吾无标准的批评标准

李健吾非常强调鉴赏性、主观感受和个体特殊性,他的无标准的文学批评标准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创新思维。李健吾的批评的创新性还体现在他的评论本身也在塑造人物。     

李健吾话剧研究述评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 ,李健吾是一个特异的存在。比较李健吾话剧的艺术价值 ,李健吾对中国话剧的贡献及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 ,李健吾话剧的研究现状严重滞后 ,研究者不多 ,研究成果太少还处在起步阶段。就已有的论文来看 ,赏析有余 ,理论深度不够 ,社会学的批评模式制约着李健吾的话剧研究向纵深开掘。其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传纪性研究 ;二是悲喜剧之争和艺术特征之归纳 ;三是人性形态和深层意蕴之探讨 ;四是其他方面的研究。     

新鲜·犀利·灵动─—谈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个性

李健吾，是现代中国风格别致、个性鲜活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社会学批评曾几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导思维与文本形式的背景下，李健吾文学批评呈现出：敏锐的艺术触觉的直观印象式批评，用生命与情感去温热作品的“灵魂探险”式文学批评，真诚亲切、飞动灵异的批评文体三项文艺批评个性。由是，李健吾文艺批评构成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又一道“风景线”。     

李健吾话剧研究述评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李健吾是一个特异的存在.比较李健吾话剧的艺术价值,李健吾对中国话剧的贡献及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李健吾话剧的研究现状严重滞后,研究者不多,研究成果太少还处在起步阶段.就已有的论文来看,赏析有余,理论深度不够,社会学的批评模式制约着李健吾的话剧研究向纵深开掘.其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传纪性研究;二是悲喜剧之争和艺术特征之归纳;三是人性形态和深层意蕴之探讨;四是其他方面的研究.     

朱自清与语文教学

朱自清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也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他一九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先后在浙江、江苏等地当过五年中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深有体会。一九二五年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后,还很关心中学语文教学。叶圣陶先生说:“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他多年在语文教学方面用力,实践而外,又写了不少文篇。”(见《朱自清研究资料》1—2页)朱自清先生有关语文教     

李健吾的喜剧风格

在解放初期的文艺舞台上,流行过一出喜剧《小女婿》,然而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剧作者是李健吾同志,《小女婿》就是根据他的《青春》改编的。李健吾是以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著称于世的。但是,他也创作了不少剧本,数量可观,品种丰富,并在艺术上独具风格。埃德加·斯诺在《活着的中国》一书里,就把李健吾和曹禺并提为一九二九年以来中国重要的剧作家。遗憾的是,对于他在戏剧上的成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却被忽视了。本文试图以李健吾三部喜剧《以身作则》、《新学究》、《青春》作为代表,对其喜剧     

李健吾戏剧人物性格论

李健吾的戏剧人物多为旧式,性格偏传统一面,带有旧式的温情和感伤,缺乏淋漓的决绝和凄厉的呐喊。李健吾戏剧人物的塑造在不同形式上探索了向善的可能,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和社会价值。李健吾的戏剧人物多呈现一种寂寞的姿态,这种寂寞姿态的艺术反抗,使其孤独与艺术达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心灵化的表述风格——论李健吾审美批评的语言特征

在文学批评之中,李健吾常常以心灵化或情感化的方式把握批评对象,并不注重追寻所谓的客观化原义。不仅如此,他对词语的选择与使用也使其带上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李健吾批评语言的直觉化、情感化和个性化,则体现了其表述风格的心灵化。     

"大众化"浪潮中的"纯诗"——李健吾在1938-1948年间的诗歌批评

在1938—1948年“诗歌大众化”的浪潮中,李健吾早期的“纯诗”批评发生了一些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从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此考察对于理解李健吾诗歌思想的完整性和“诗歌大众化”浪潮中不同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论李健吾话剧创作的心路历程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李健吾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那些描写人性，有意与现实政治疏离的剧作，在注重功利性的20世纪话剧史上显得那么不合群，因而一直被冷落一旁，只有到新时期才有一些零星的文章（最近还有一些较有深度的文章）开始论述到他，但这种研究现状民李健吾剧作的艺术价值，他对中国话剧的贡献及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相比远远不够，本文不想从宏观上去评述李健吾的戏剧创作，只是探讨是什么原因促使李健吾创作出那样的剧作。     

李健吾悲剧创作的艺术特色

一 李健吾的悲剧中人物形象的悲剧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命运悲剧;一是性格悲剧。 美国戏剧理论家贝克说:“环境越表现得透彻,人物也能了解得更深刻。”人和环境的关系向来为戏剧家所重视。李健吾写的命运悲剧侧重展示人物和周遭环境的冲突,并在这种种冲突中刻划人物性格。翠子、梅姑姑、跳舞女、母亲都属于命运悲剧形象。刻划这些形象     

钱钟书小说的历史地位

一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作家的“钱钟书”这个名字不算响亮。国内多数人只熟知钱钟书是一位著名学者,而很少人注意到他还是个卓有成就的小说家!钱先生小说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围城》和短篇《猫》。这些作品与作者本人曾誉曾毁,饱历沧桑。小说于四十年代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进步期刊《文艺复兴》上一经刊载,即风行一时。《围城》于一九四七、四八、四九年还重版了三次,一时洛阳纸贵,在国内文坛上引起很大轰动。李健吾等人盛赞:“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①“欣喜首先能向读者介绍。”②一些评论家如巴人、郑朝宗等,相继写了推荐文章。一九四七年的《晨光文学丛书》介绍说:“这     

对中国传统诗现代性的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

对中国传统诗现代性的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孙玉石废名（１９０１－１９６７）的《谈新诗》①，包含了他关于中国新诗评论和研究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在此书初版的时候，周作人先生在序言中就说过，这里边“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思想与观察。”②李健吾...     

试论朱自清文学语言的“口语化”

朱自清先生在语言方面有极深的造诣，他的语言如早春晨曦，如晚秋山泉，给人以无限自然清新的感觉。朱自清不愧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语言大师之一。叶绍钧在《朱佩弦先生》一文中说：“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口语化是朱自清语言的最大特色。 朱自清先生特别强调文学语言的朴素、自然与创新。他说这种自然又新鲜的语言，就是“回到自己口头的语言”（《今天的诗》），或称“活的口语”（《论通俗化》）。比如《松堂游记》，是记叙北京西山松堂风景的游记散文，用的是作者提炼了的口语，写景准确，富有…     

谈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

郁达夫先生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本文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中,选择了《春》《绿》《荷塘月色》《生命的价格——七角     

笑语连珠

(一)罗德先生拿着儿子不及格的成绩单,来找老师。老师平静地说:“你儿子的答卷与他的同桌极其相似。”罗德先生说:“难道不可能是那个同桌抄我儿子的试卷吗?”老师说:“不能的。他同桌在不会答的题目下写着‘我不知道’,而你儿子写着‘我也不知道’。”     

茅盾和李健吾在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兼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茅盾和李健吾的论述

茅盾和李健吾似乎并不是必然关联的人物,但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却把两个人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比地联系在一起了:茅盾“虽写了不少批评,但都是以社会目标、政治尺度干预文学”,而“到了刘西谓,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没有刘西谓,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空白”,“新文学史上在文学批评家中,能够破除门户之见,勤恳、广泛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并深入其中,亲切鉴赏,叮咛推敲的仅有刘西谓(李健吾)一个人.”这就涉及到他们在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我们不能沉默了.任何一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由某个文学史家所能判定的,而只能用历史事实、在比较当中,才能确定.手握“史笔”的司马长风先生的品评,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其比较,是否“是是非非严正不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