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新生活的倡议书——论王安忆《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是重建新生活的倡议书,是对现实、历史以及小说自身的全面反思.作家不能光在小说中编造文本故事,更应在现实中耕耘自己的生活故事.忽视审美(游戏)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将生活彻底艺术化,便会陷入审美的迷津.苦难主义是对苦难历史的炫耀.如果不能很好地从苦难中吸取经验教训,而是遗忘历史,苟且偷欢,那么终将遭遇到历史的无情愚弄.     

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

关于“乡土”的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为乡土小说发端与拓展期,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流派;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为乡土小说承继与变调期,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在延安讲话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为乡土小说转型与新变期,这一期间的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并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每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     

威拉·凯瑟笔下的女性形象

威拉·凯瑟作为美国小说史上一位主要的作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威拉·凯瑟的小说是伴随着她笔下成熟女性形象及边正发展题材的故事而逐渐走向完善的。威拉·凯瑟的小说反映了她对于美国女性文化的一种渴求与探索。     

东干小说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异——《惊恐》与“刘幽求故事”之比较

东干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创作的小说《惊恐》与唐传奇《三梦记》中的＂刘幽求故事＂有着惊人的相同故事结构,两者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东干小说作家是在苏俄文化环境中开始文学创作的,通过比较,依然可以看出东干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之间的继承关系。东干作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前苏联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另一方面通过东干民间文学,尤其是通过东干民间说书人的表演可以接触中国传统小说。     

从历史到小说——论马自祥《阿干歌》的想象化历史抒写

本文主要从作家创作<阿干歌>的触发点切入,首先分析了小说文白杂陈语言特征之后游移古今的叙事视点,进而指出作家在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分寸力度,最后探析了太子爱情传奇作为"最后一个"的故事模式所产生的艺术想象空间和文学魅力,打通了从历史纪实到小说虚构的路径.     

二战记忆与身份认同——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试论

通过对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代表作《猫与鼠》中主人公和叙述者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这部小说在表层的马尔克故事之下潜藏着叙述者“我”的故事,“我”和马尔克都是极权思想统治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猫与鼠》中的“猫”成为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象征。小说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描绘,表现了格拉斯作为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通过个人记忆书写来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     

《公众的怒火》:后现代神话与元小说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罗伯特·库弗在他的小说《公众的怒火》中,将事实与虚构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将历史神话化,编造了一个当代神话,以虚构的文本揭示了历史的真实;运用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戏仿小说这一形式和叙事本身,把历史事件转变为被称之为小说的语言体系,在构筑小说幻象的同时又揭露这种幻象,使读者意识到它远不是现实生活的摹本,而只是作家编撰的故事,从而导致了传统小说及其叙事在形式上和语言上的解体。这两种艺术形式揭示:像虚构的小说文本一样,历史与现实也是虚构的,也是人工制成品。     

略萨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对 西方文明的批判

秘鲁-西班牙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于2003年出版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通过弗洛拉·特里斯坦和保罗·高更这两位19世纪历史人物追求理想的故事,重新书写了乌托邦主题,藉此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反思西方文明。小说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指向性爱与性别观念、宗教与权力体制、现实主义美学等各个方面,寄托了作家对人类文明所抱有的宽容对待差异、实现充分的个人解放的理想。     

多舛命运况味人生——欧大旭《丝之谜》的无穷意味

马来西亚旅英华裔作家欧大旭以《丝之谜》获2005年英国惠特布莱德小说奖。该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的马来西亚为背景,通过华人林强尼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故事,叙写马来西亚华人在英国殖民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夹击之下的艰难图存,多舛命运,况味人生。殖民时期的华人,必须与不同的族群及政治利益集团结交周旋,以寻求自存之道,他们的奋斗故事错综复杂有如"丝"之谜团,裹挟着复杂的人性,精彩纷呈。小说采用多角度叙述手法,不同叙述者讲述同样的人生故事,产生多层次艺术效果,历史真相扑朔迷离,小说故事真假难辨,给读者的启发意味无穷。     

把历史还给民间——评严歌苓小说《床畔》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她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关注,其新作《床畔》也不例外。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改变了以往与历史"正面冲突"的写作策略,她仅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文化注脚隐藏于故事背后,历史得以从主流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滑脱出来。而伴随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后退,个体的生命景象却得到了彰显。论文分析了作家历史取材和审美倾向的转变,认为严歌苓更加注重与民间话语的平等对话,有意加重了历史小说的民间意味。但与此同时,其创作也表现出用日常化、简单化的历史取代历史复杂性的缺憾。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学作品中的生命关怀

文学作品中的创作源于文学家内心深处的矛盾 ,是文学家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常表现为文学家对社会和人生的绝望、对生命的渴望、对未来的希望而进行的表达 ,最终通向对人性、人生的终极关怀 ,追问生的意义 ,体现了人们的生命激情。     

试论《白鹿原》中作家主观思想的渗透

思想性是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作家的创作实践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倾向性。即便描写或叙述一件比较小的事情，里面也渗透着作家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包含着对某种新发现的独到理解。《白鹿原》在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渗透着作家对传统文化、家族文化、婚姻文化等方面的独特见解，使人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家的文化观、历史观、人生观。     

传奇传统的历史遇合与现代升华--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种阐释

沈从文在非典籍文化层面和典籍文化层面,都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传奇传统在精神上有着"血缘"关系,以传奇为依托关注生命的神性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作家以现代理性反思湘西生命的存在形式,用自己真善美的价值尺度建立起具有神性的人性样本,瞩目"民族精神重建",完成了传奇传统与湘西世界的历史遇合与现代升华.     

重述记忆:从《呐喊·自序》到《朝花夕拾》

文学创作受作者情感因素影响很大,比较鲁迅2个时期创作心理的差异,有益于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创作转变。《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都是鲁迅的人生记忆叙述,由于不同情绪的影响,故而凸显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序列。从对记忆的不同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的认知差别,这是由他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决定的。《朝花夕拾》唤醒了他心底的民间记忆,促使他从启蒙文化向民间文化回归,不仅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使小说中"哲学家/汉子"的隐喻意义发生了变化,由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实现了转型。     

写作要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

写作活动以追求至真至善至美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写作无论表现什么题材,无论用什么形式,无论采用什么表现方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净化人们的灵魂,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真善美的理想社会而存在的,这也是写作主体的真正使命。文章从写作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要尊重和发展文学经典、植根沃土、承续传统,要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充分表现和谐文化的内容,必须纯化和升华品行、创造时代经典四个方面论述了写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丰玉生纪实文学的价值取向

作为表现新疆建设兵团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群体及兵团人生活思想情感的代表作家,丰玉生的创作经历了对神圣的兵团屯垦事业的讴歌赞美和历史的理性回顾,到对置身于这一特殊而光荣的事业中的人的命运心灵的表现与挖掘,他的纪实文学既有史的特征,又有诗的韵味,其创作的价值取向是对20世纪末中国文学发展的有利反拨和补充。     

水，沈从文永远的歌——沈从文作品中『水』的意象

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沈从文常将人事的哀乐置于水边加以描绘。水, 不仅仅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环境背景, 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它既是沈从文追求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的情感流露, 也是沈从文对于健康、向上、质朴的生命形态的礼赞, 同时也有作家对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文明的得失的探究以及力图对民族道德、精神的重塑的思考。体现出沈从文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深广、忧郁的情怀     

对《原野》内在意蕴的阐释

《原野》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作家对生命本质的一次全新探索,是对人性、苦难、悲剧等主题的又一次超越性创作。《原野》的内在意蕴体现了曹禺对于善恶观、苦难观及悲剧观的内在思索。剧中人物与作家自身融为一体,曹禺以剧中人物的意识行为来体现自己的理性化思考,充满积极的内在情感。作品中的悲剧意味跨越了时代局限,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     

小说话语与法学视野——以莫言两篇小说中的公共领域问题书写为例

小说是善于整体性地反映整个社会生活的,它与抒情为主的诗歌或者散文不一样。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下,一个小说家如果回避了政治,那他的作品肯定是苍白无力的,一个作品想要有分量肯定回避不了政治问题。莫言的作品里充满了政治的各种书写。《飞鸟》这篇看起来荒怪陆离的小说体现了莫言对人性的底线的一种非常微妙且通透的把握;蕴含着巨大的弗洛依德主义的魅力的同时也对政治和社会运转机制中的内在力量的多元性给予暗示,这些文字中包含着对某些被人们忽略的生活真谛的洞察。《牛》则生动揭示了我们公共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不同主体间关系不平等的问题。《牛》呈现了中国公共领域文化中的最致命的病症所在,给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治理问题以颇多启发。今天,要想理解好小说话语,常常需要一定的法学素养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