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朱光潜美学之比较

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中,梁启超"人生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朱光潜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二者在理趣上是一致的。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和朱光潜对未来"新文学"的思考在方向上也是一致的。他俩都不偏废文言,而主张以生命情趣为本体,把白话文造就成一种既有文言的凝炼,又有欧思的畅达和谨严的文字。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朱光潜,他们的文学革命都是来自于生命情趣本体的外化,"新文体"和"新文学"都是"人生生活于趣味"和"人生的艺术化"人生观的体现。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梁启超"趣味主义"思想及其对当代旅游的启示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提出趣味（即审美）塑造生活康健的人,这与以审美为本质的当代旅游塑造和谐的人有着一致性。他提出的“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趣味有高等和下等之分等论点对当代旅游中忽视旅游文化性和审美性、不能有效满足游客的情感需求和求趣需求、对一线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教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梁启超与康德"趣味"说之比较

“趣味”在梁启超和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文从趣味的规定、趣味与情感、趣味与目的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他们的“趣味”说,可以发现:梁启超对趣味、情感的理解是经验性的,而康德则强调趣味的先验特征和快感的纯粹性,但在趣味与目的的关系上,他们都持有类似的矛盾态度。实际上,趣味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只是在形而上学美学的维度之内才能成立。     

梁启超与康德“趣味”说之比较

“趣味”在梁启超和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占有权重要的地位。本文从趣味的规定、趣味与情感、趣味与目的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他们的“趣味”说，可以发现：梁启超对趣味、情感的理解是经验性的，而康德则强调趣味的先验特征和快感的纯粹性，但在趣味与目的的关系上，他们都持有类似的矛盾态度。实际上，趣味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只是在形而上学美学的维度之内才能成立。     

论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现代审美主义追求

梁启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以及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趣味”是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本质特征;梁启超立足于感性生活来理解“趣味”,带有明显的经验痕迹,强调情感、环境对于“趣味”的重要性,在目的与“趣味”的关系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艺术宗教化与人生艺术化的脉络渗透其中,这一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审美主义创建。     

文体 地理 趣味——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美学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站在中国封建社会秩序解体、新的社会秩序建立的边缘,以自己敏锐的视角去寻求美、发现美。在文体中,他发现了中西截然不同的美学精神;在地理中,他发现了地域造就人的性情以及性情与美的创造之关系。最终,他找到了真与趣味,津津乐道自然、人生、文学与艺术中所蕴含的真与趣味。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精深盘郁"、"雄伟博丽",充满趣味,具有冲破旧传统的恢弘气势;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这一新的美学精神能够保存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雅与华丽。这种梁启超式的情结,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表征。     

先秦阴阳五行文化中的“和合”美学观念

先秦阴阳五行文化,系上古先民建构的一种关于宇宙万物普遍性法则的系统结构理论,并且逐渐成为阐发宇宙三才之道、建构整体意义世界的解释框架。当古人以阴阳五行解释框架来认知审美实践活动时,便形成了先秦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文化底蕴的"和合"美学观念。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文化及其"和合"美学观念,对于我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艺术创作,尤其是音乐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文艺思想对于美与善、文与质、乐与悲、物与欲、音与心、礼与乐等关系的认识,都集中体现了先秦阴阳五行文化中的"和合"美学观念。     

评梁启超"趣味主义"人生观

梁启超以"趣味主义"作为他的信仰、人生动力.他的"趣味主义"以情感为本位,是主体性、创造性与自由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这种人生观是梁启超历经人生坎坷而不颓唐的重要的精神力量.梁启超提倡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即美育,这种学说是他济世情怀的突出体现,也是他所探索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之一.     

20世纪早期我国以“立人”为核心的美育思想

20世纪早期我国以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以“立人”为核心的美育思想,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地位和尊严,倡导个性的发展。他们抓住美育情感教育的本质,培养人们崇高的情感;以美育的超功利性和普遍性特征引导人们追求高尚的趣味,其最终目标是塑造人们高尚完美的人格,实现审美化人生。     

传统批判与现代困惑中的梁启超人学思想

人的解放是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面对中国的积弱落后,他在对传统的批判中追求人的解放;但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他又有许多困惑。对现代性的判断成为他人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前者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后者又使之在传统创新中寻求答案。如何在批判传统、判断现代、追求未来中认识人在中国变革中的意义,是梁启超人学思想中未解的命题。     

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时刻关注韩国的政局和国情,发表了多篇关于韩国的文章。梁启超从近代韩国的"亡国"问题入手,批判韩皇、大院君,批判贵族、官吏,谴责日本对近代韩国的强权行为和亲日派的反民族行为,以及称赞爱国志士等。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以及他重视自强意识、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精神。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泽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嬗变

《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改良运动中创办的报刊,他以报刊为舆论工具,宣传其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和＂新民＂的政治、思想主张,因而这三份报刊都被视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机关报。然而对三份报刊的办报宗旨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在有着思想与风格的一致性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变化。本文以三份报刊自身的演进为视角,试图探寻梁启超报刊思想中＂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转变轨迹。     

交际功能性模式下口译特点的多角度研究

口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与笔译有着许多异同点,在工作环境、语言使用、技能要求及交流媒介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个性化特征,这些重要特征是进行一切口译理论研究的根据,并影响和决定着口译过程和口译效果。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梁启超编辑思想

在政治与文化视角下,对梁启超的编辑思想进行探究,梁启超的编辑思想与新民、救国紧密相联,并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他强国的愿望和爱国的情怀。其编辑思想提升丰富了近代报刊编辑理论并有力促进了近代报刊事业的明智发展,同时对推进当代报刊事业的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