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论近代小说评点的三个转变

相对于古代小说评点而言,近代小说评点发生了三个重要转变:评点主体层面,由书商型、文人型评点者转变为政治家、小说家评点者;评点旨意层面,由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转变为启迪民智的思想启蒙;评点理论层面,由讲究技法的文章学理论转变为偏重叙事的小说学理论。近代的小说评点者利用小说评点传播新知、启迪民智,在公民政治意识的培养和科学知识的普及等方面首开风气之先;其使用叙事学的概念、方法与视角评点小说,在现代小说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职业报人和专业作家的身份有助于小说创作的可持续发展,对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清小说续书的成因

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依古意识、明清两代险恶政治环境、大团圆的民族审美心理与文化传统,是明清小说续书得以产生的几个不可分割的原因.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形式游戏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活动中的功能问题

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理论研究中,意义评价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以审美为指向.审美文化产品的意义又是由审美、道德、宗教、政治等要素所建构起来的多元世界.在这诸多要素中,道德的、宗教的等非审美因素通过两个步骤完成了审美化并对审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产生影响:首先是将构成审美文化产品意义的所有因素都转化成了“游戏”,从而实现了将伦理诉求等目的性的目标转换为“游戏”这种无目的的形式这一策略;其次,将“游戏”形式化、规范化,使得审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产生审美期待,并最终在消费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简论《金瓶梅》宗教描写中的新形态

宗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上有佛教、基督教、伊斯主教三大宗教,也相应地形成了三大宗教文化区。中国古代也有三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儒教,前者由外来传入,后两者为中国本土所生长,但三教并没有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儒、道、佛三教由于教义、修行方法上的不同,在广泛的流行中互相对立、排斥,但三者都是宗教,其思想体系基本上均属于唯心主义范畴,都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因而在发展中又能互相渗透和融合。三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统摄性的影响作用,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中国古代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精神产品都难以超脱于儒、道、佛三教的影响之外。古代小说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与三教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充满着儒、道、佛三教的思想意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游戏遣兴与载道训教间摇摆不定的中古小说——浅谈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轻”与“重”

小说创作观上消遣消闲和道德训导这样“轻”、“重”的两种偏差,使中古文人把小说当成避世、弃世或用世的工具,而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中古小说往往既不客观——不是社会现实,也不主观——没有作者真实性情。因此,心理描写流于浅陋和伪饰。古代中国是个非人的奴隶之国,没有“文艺复兴”之类的人本主义思潮,影响到小说的便是其中充满了奴性思维的痕迹、命运仲裁的宿命,独独没有“人”的影子。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对比分析——一个政治理念的视角

中国古代国家是家国同构,专制制度要求强化政治权力。道德人格自修为取向的“教化”,是实行“德治”的社会基础,其在民族心理、性格、精神的建构上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在现代社会,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也是必要的。但是,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则是不可取的。西方文化有着悠久的性恶论传统。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构成了基督教原罪学说中浓重的幽黯意识,反映到政治制度设计上则可能加强对人的提防特别是对掌握世俗权力人的提防。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关系到人们行为的自律与它律、自由与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系到选择何种社会调整方式去达到社会秩序。两种政治文化各有短长。在宏大的人类文化视野下,一致性的意义才有可能。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人格解析

传统的政治社会环境与传统的政治文化造就了中国人传统的政治人格。传统的政治人格由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面构成 ,其中意识层面包括政治情感和政治理性两方面的内容 ,而在无意识层面 ,则将辨别分析“父王”、“官僚”、“子民”三种政治原型     

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与古代小说审美思维的生成

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是伴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渐趋成熟的。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人的群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理性觉醒阶段,这一阶段的小说思维表现出“扬理抑情、趋同排异”的特征;二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审美情感觉醒阶段,这一阶段完成了审美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小说的审美思维表现出“情理相济、异同兼容”的特征。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从幼稚走向成熟,形成了美善并举的基本图式。     

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

唐代的社会政治体制较之前代更加完备,其君臣关系也更具有典范性,这是经过唐代小说家的审美心理中介,艺术化地升华为唐人小说中鲜活生动的君臣关系理想图景.这主要由三个层面建构而成:从理想国度层面虚构的"杂于千官"的最高境界;从社会政治层面着眼的君明臣良的理想范型;从道德与人性层面观照的君宽臣安的良性形态.这是唐人小说丰厚文化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力的抗争,悲的超越,美的升华--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特征与民族审美精神

本文将中国古代零碎片断的悲剧神话与古希腊悲剧神话略加比较,旨在阐明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意识、悲剧性特征,以及这种悲剧精神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与文人志士道德人格中的积淀与渗透,从而更加深刻地把握它对中国后来文学艺术创造和审美幻化思维的巨大影响。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续)——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悲秋意识与忧患意识异同论

一笔者曾就悲秋意识的源流和内涵作过初步论述,认为:“悲秋意识是构成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面.与偏重于社会政治领域的忧患意识不尽相同,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人的生命本体紧相关联.悲秋意识的核心乃是生命现象与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在人心中引起的深刻颖悟,具体表现为人对自身生命的忧恐、悲叹、把握和思考。质言之,悲秋意识即包含了深刻的时间观念的生命意识,在它的背后,深隐着中国古代文人亲和自然、肯定自我、重视生命的价值定向。”①纵观漫     

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与小说的时事书写

中国古代文人秉承先秦时期即已形成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对家国政治怀有深厚的感情.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无法阻挡对政事的关注.在这样的政治情结支配下,唐代即出现以小说影射时事的作品,在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出现了大量的“时事小说”.“时事小说”影响深远,在清末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政治环境下,再次掀起一股创作热潮.     

古代武侠小说对"剑术"的表现及其文化意蕴

“剑术”不是武术中的剑术套路,而是古代小说中一种特定的常见的文学表现内容,在古代小说对“剑术”描写中,“剑术”的运用主要靠剑;剑是有灵气、有意识的兵器;“剑术”还包括了种种神通和玄妙的法术。剑器被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不仅有社会文化心理因素,还有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因素。同时,在剑器衍化为“剑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佛教与道教等宗教观念的贡献。可以说剑侠和“剑术”是中华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宣泄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