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士大夫的忠君观念与忧患意识

忠君观念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力要灌输给士大夫的一种观念,最高统治者希望士大夫们把忠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忧患意识则是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一种人生自觉。忧患意识和忠君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忠君观念根植于士大夫们的头脑之后,他们忧国、忧君、忧民的思想与行为,便是在忠君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     

试论甲午战争前后士大夫的中国观

甲午战争后,面临着中国的惨败,士大夫们在传统中国观念受到动摇的同时,开始从国家生存地位的角度认识到中国国势衰弱和必须改革自强的问题。不同类型的士大夫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自强变革主张:官僚型士大夫主张实行部分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激进型士大夫主张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变革;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普通型士大夫则更多地提出兴办实业、广育人才的主张。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禅宗思想与士大夫园林

禅宗提倡见性成佛的顿悟说,投合了士大夫们的心意,影响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园林艺术的创造,使士大夫们既可隐居于山水林间修心养性,又可阖家欢聚,进行社交往来。融通了“出世”与“入世”、“兼济”与“独善”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在园林境界中,文人士大大所获得的不单是身心之乐,而且能移寄他们的精神理想。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南北宋社会变动与山水画风格之演变

南宋中后期山水画出现供游赏的景象和表现歌舞湖山、尽情享受的思想,不能完全指向南宋统治者偏安不思振作。这种情景在北宋后期业已出现,是北宋后期至南宋社会变动的反映,也是以权臣为代表的官僚大地主集团的生活写照。南宋中后期,这种生活更趋细腻和精致。山水画是所谓"君子"喜好,即专属士大夫所钟爱,园林别业又是士大夫们的生活场所。士大夫们不仅希望将"君子"喜好山水尽置于园景中,而且希望通过绘画将第一自然的原生状态的山水,转变为第二自然的审美状态的山水。由此山水画的意境与园林别业的意境被绾结在一起。兼工山水画的士大夫,他们笔下的山水画是其园林别业的"记忆"或"写意"。画院画工虽然一般多是没有文化的伎艺人,但能留其名的山水画家则多出自士大夫阶层,他们与官僚士大夫过从甚密,他们笔下的山水画,或是园林别业的"写实",或从园林别墅的四至景色得到灵感乃至创作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图画。南宋官僚士大夫的园林别业因人工迭山凿池而形成诸多特色,对山水画风格的演变亦有直接影响。     

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与徽派园林

"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山水、园林则是士大夫们抒情矢志的凭藉。徽州新安文化是北方士族文化与本土的山越文化的融合,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是徽派园林重要的造园思想之一。文章以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支——徽派园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隐逸生活和审美情趣对于中国古典徽派园林造园的影响。     

西学东渐与戊戌变法前晚清封建士大夫西学观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进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因而,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就成为封建士大夫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开明士大夫的西学观经历了“睁眼看世界”、“四不如夷”直至“中体西用”三个阶段。     

"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后形成的"文德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儒立国"的政治构架,为北宋士大夫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宽松和优越的参政议政环境,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还是行动上,都因受时代精神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     

山水审美:从“坐究四荒”到“坐穷泉壑”之变

经历了血雨腥风,魏晋南北朝的文士们完成了从积极参与到达观随遇,从人世的失落到山水的逍遥之转移。宗炳论山水时的"坐究四荒"其实质就是以玄对山水,即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而唐王朝的盛世强音,呼唤着士人们纷纷从山林走向朝堂。宋代更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身居庙堂的文人士大夫前所未有的多。这导致一种普遍的审美立场的转变。从宗炳的"坐究四荒"到郭熙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反映了山水画的审美从隐逸立场到士大夫立场的转变。相应地,山水画追求的理想意境也从"无人之野"转向"可居、可游"之境。     

论明中叶后文人心态变异对紫砂壶兴盛的影响

在中国,饮茶方式的改变和紫砂壶本身适合饮茶的物理性能,为紫砂壶登上中国茶文化舞台提供了可能.自明中叶起文人士大夫们的生命价值取向由外向内的转变和对以平淡、闲雅、端庄、质朴、内敛、温厚等为内涵的自然和谐精神境界的推崇与追求,使紫砂壶受到文人士大夫特别喜爱和推崇,并最终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文人茶文化符号.     

从女冠情词考察女冠的人生境遇

云游方外的女冠们因为特殊的身份成为文人士大夫的观照对象,在审视她们时,目光无不盯住女冠们的身体、体态、风韵、容貌和性事。女冠们在自创情词中,也在炫耀自己的青春美貌和对男女性事的渴望。作为"女色"一部分的女冠,表面看来生活潇洒自在,情感生活放纵,但她们只是获得了表面上短暂的超越性的生存,实际上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悲剧意味。     

儒道思想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审美观

儒家与道家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中得到融合与统一,成为了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两大精神支柱,对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审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历代士大夫画家们都具有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双重人格。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宋代士大夫隐逸之风探略

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士大夫多以"某某居士"为其名号;许多士大夫观佛寺,游道观,看佛道之书,与僧侣道友交往密切;不少士大夫文学作品透露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士大夫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不少的士大夫有着或长或短的隐退经历.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朱元璋行廷杖的本质及心理分析

朱元璋开启明代廷杖,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自卑性格作祟,另一方面是他深谙廷杖折辱人尊严的本质,试图利用廷杖这一刑罚打掉士大夫官员的尊严、自信、人格与骨气,让他们再不敢抱有和君王共治天下的幻想,使他们完全依附于皇权,以实现皇帝个人唯我独尊的局面。以往的研究依据旁观者的描述去看待廷杖,将其看作是士大夫官员用来砥砺志节、激扬名节的捷径,其研究偏离了廷杖的本质。廷杖的本质在于折损士大夫官员的士人气节,打掉他们的人格尊严,从而给皇权制造大批忠实的奴才。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廷杖之刑对明代的士风和政治风气也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明代后期,折了气节的士大夫官员面对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历史巨变,多变节自保,加速了明代的灭亡。     

南宋前期吉州唱和圈中的布衣诗人及其身份创作

南宋前期江西吉州及其周边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官民唱和圈,其中既有王庭珪、胡铨、周必大、杨万里、赵蕃等仕宦时间长短不一、官位高低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诗人,也有欧阳鈇、葛潨、刘承弼、刘伯山、杨愿等长期登门教授或开门教授的民间教师。士大夫诗人的别集著述基本保存,而民间教师除欧阳鈇尚有几首诗歌以及一些诗句留存外,其他人的别集著述全部遗失。因此欧阳鈇的残存诗歌就有了作为民间教师这个阶层性存在的典型化乃至标本性意义。仔细考察这一“标本”,再对比士大夫对欧阳鈇的书写,我们会更了解民间教师们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民间教师等不同职业身份的布衣诗人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如果他们的诗歌都能够保存,我们看到的宋代诗坛就不会是以士大夫诗歌为主体的一元化格局。     

两班阶层道学假面的撕破——朝鲜汉文小说《乌有兰传》《钟玉传》中的女性形象

崇尚儒教的朝鲜朝,其日常伦理意识也同样作用于男性,特别是两班士大夫们,他们往往将对女色的渴望隐藏于内心,以示自己儒士之风范。朝鲜后期的汉文小说中出现了泼辣狡诘、率性大胆的女性形象——如幼妓玉香兰(《钟玉传》)、妓女乌有兰(《乌有兰传》)。她们极尽所能,施展性魅力,撕破了伪道学的不近女色的假面具,将这些士大夫的真面目公布于众。     

苏轼与士大夫趣味

中国封建文化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贵族帝胄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农民-市民文化。士大夫的审美趣味随着唐宋世俗士大夫地位的提高而逐渐确立起来,代表人物是北宋文艺全才苏东坡。士大夫趣味看重人情,崇尚意境,追求淡雅。苏轼以后,士大夫趣味蔚为大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