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寡头何以能掠夺和统治社会——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角

货币理论是金融理论的基础,要理解金融资本权力的产生和金融寡头社会统治的必然性,首先必须了解货币以及货币资本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信用—金融的系统性理论说明了:商品及其商品社会的内在矛盾是货币权力产生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的整个货币——信用制度又造成了货币权力转化为以单纯利用货币资本占有权来收息为标志的金融资本社会权力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金融寡头得以产生和其社会统治向现实性转化的根本条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则进一步加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和掠夺.     

当代美国金融资本是国家垄断资本统治的最新形式

列宁曾经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混合生长产生的金融资本和少数金融寡头的统治。那么,在国家垄断资本统治取代私人垄断资本以后,金融资本及其寡头是否还继续实行其统治,这是当代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首次完整地提出,在美国已经形成8大金融资本利     

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

影响清帝国统治阶层疆域边界意识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清帝国在北方与俄罗斯进行边界争夺,后经谈判勘界,刺激清帝国统治阶层清晰的"北部边界"观念形成;二、在清帝国南部及西南部,由于与历属中央王朝的"藩属国"接壤,在传统"天下-王土"观念影响支配下,清帝国没有明晰的南部和西南边界观念.传统"王土"观念在中国历代统治阶层思想中根深蒂固,它无助于中国在走向近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过程中,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措施捍卫国家疆域和领土的完整.     

战后西方社会利益结构的变迁及启示--以中间阶层为例

从中间阶层的概念入手,分析和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结构在战后的发展和变化特点以及其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可以得出结论中间阶层的充分发育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中间阶层发育不足、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今后的政策走向应该是以培育和造就中间阶层为主,同时限制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发展.     

福利紧缩改革中的政治——基于瑞典养老金改革的分析

"福利国家新政治学"理论认为成功解释福利国家发展的"权力资源"理论范式已经不能够有效地运用于福利国家的紧缩研究中.但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典型代表的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养老金制度紧缩改革,使瑞典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养老金改革最成功的国家之一.通过对瑞典养老金改革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福利国家类型会形成不同特性的利益集团结构,建立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分析基础上的"福利国家新政治学"理论是不全面的.同时,"权力资源"理论范式仍然适用于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中的福利紧缩改革.     

以共同利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价值追求,超越了狭隘的国家理性。在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紧密的相互依存状态下,各国间和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使人类结成紧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所谓共同利益,主要体现为国家的共同收益、国家间的利益相互交融、机遇与成果的共享以及风险与挑战的共担等。从横向上来看,共同利益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领域;从纵向上来看,共同利益包含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多个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间相互交织并彼此贯通,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共同利益体系。在当前国际关系实践中,共同利益是存在的、可见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但同时也是不均衡、不充分的。基于共同利益发展的现实状况,未来应着重从四个方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即促进不同领域间的均衡与协调发展,通过新型国际关系来构建不同层次的和谐环境,以"一带一路"的创新实践来切实增进共同利益,通过提升中国的能力建设来推进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状况

本文是基于CGSS2003数据,对中国中间阶层社会存在状况进行"确认"分析系列的一部分.本文从居住模式、社会交往、婚姻匹配和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分析了中间阶层的社会生活状况,"确认"在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中间阶层并未显现出特定的阶层特征;在社会交往和婚姻匹配两个方面,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显著的阶层特征.中国社会转型的连续性、市场取向和急速性是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国家“道德”悖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陷入困境的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私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积累,但救助成本却要由全体社会公众来承担。这种用纳税人的"公款"拯救私人金融机构的行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种"道德"悖论。这种"道德"悖论困境的形成根源于金融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化的高级形态,获得了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单纯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使国家陷入"公共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危机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集中表现。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中国传统道德中"仁"与"义"的对立统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存在着统治阶层和思想阶层的"大传统"与平民阶层的"小传统"之间的分野,前者宣扬仁爱与礼教,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后者则崇尚情义与平等,信奉以"义"为特征的道德观念.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存于同一社会中并相互融合.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关系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说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机器和社会阶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分离和有差别的互动关系.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层面上,它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分离,并认为这种分离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剥削关系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在"国家和社会阶级"关系层面上,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简单统治工具,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级关系进行调和;同时它还认为,这种超越并没有完全使国家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要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性规定.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与西方主流政治学完全不同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力.     

新中心国家与世界秩序转型：中国复兴的世界政治意义

中国在持续复兴和强势崛起中发展成为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不同于处在守成地位的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是指在世界秩序中承担领导责任、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世界大国,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对中国与守成大国关系、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与现代世界体系关系的系统战略思考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国际定位的集中概括。新中心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产生的新国家类型,它改变了由国家实力界定的国际结构,从而推动了等级性国际结构向平等化国际结构的转化,也推动了霸权型世界秩序向协商型世界秩序的转型。中国将自身定位为新中心国家是在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制约下实现复兴的最佳选择。作为新中心国家,中国的复兴有着重大的世界政治意义：一方面,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类型,为世界秩序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推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战略,为世界秩序转型提供了动力源泉。新中心国家是推动世界秩序转型和保障协商型世界秩序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     

分化与整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认同

文章从认同的整合与分化角度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评述.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     

争论中的中国中间阶层:问题与焦点

近几年来,围绕中间阶层的研究出现了较多的分歧和争论,集中表现在对中间阶层概念的界定、规模的认同、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发展程度的看法等方面。学者界定的中间阶层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界定是一种"去两边,存中间"的高度抽象的定义方法,但存在边界模糊、内涵不确定等不足;狭义的概念界定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征描述法",特别是将中间阶层的外延界定为城市居民,无形中缩小了中间阶层的规模。其实,中间阶层可界定为:对社会资源和机会没有强控制力,处于一种生活自主、价值独立、具有自我满足感并适应性生活的生存状态的社会群体。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揭示了中间阶层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属性,消解了中间阶层概念的时空限制,避免了因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引起的歧义;强化了主观认同和感受在中间阶层认定中的作用,明晰了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序列和结构中的位置,明确了中间阶层的边界。至于中间阶层的规模测算,无论用经济指标测算,还是用综合性指标测算的方法,都是不理想的。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将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认同指标结合起来。对我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要做细致分析,不能笼而统之下结论。中间阶层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传统中间阶层和新式中间阶层,目前二者并存。判断中间阶层发展的程度,首先要确立评判的角度和标准。按照"四个标准"的要求,中国的中间阶层还未真正形成。中间阶层的形成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经纪”体制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绩效——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对合作社影响分析

"经纪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20世纪后,建立现代民族一国家和对现代化的全面寻求,是任何政权为确立统治合法性都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基于此,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开始基层政权"正规化"、"官僚化"的同时,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农业经济,也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乡村合作社运动",并由此形成了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两者之间的高度耦合性,致使合作社为乡村中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和赢利型经纪所操纵、控制,异化成为乡镇长、保甲长等强势阶层谋取小群体利益的寻租工具,最终损伤了政府的乡村合作社制度安排绩效.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失借鉴意义.     

论我国早期国家阶段青铜礼器系统的形成

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精英阶层从陶质、漆质和玉石质等既有礼器组合中寻求模仿对象和创新资源,最终在二里头文化后期即夏代晚期形成了以爵、盉、觚、戈、钺、牌、铃等为基本器形的青铜礼乐器组合。商礼对于夏礼的"损益",既体现在铜鼎、铜鬲等新的器物种类的使用创新方面,也表现在对于多种既有玉质、陶质礼器的扬弃上。夏商时期的铜礼器,被精英阶层赋予了"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神圣礼仪功能,从而成为政教合一情势下精英阶层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至少从龙山时代中晚期开始,青铜器制作工艺和匠人集团便为精英阶层所直接控制。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特质之一的铜礼器,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落与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也是中国深度参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重大调整的时代.国家的属性决定着内政外交中"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日益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舞台的外围走向中心.这种地位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嬗变同步发生,国际环境的干扰和破坏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秩序中如何"趋利避害",完善制度优势、夯实发展基础、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并积极推动和引领建立更为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环境,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路径.     

视审西方"民族国家"理论

当今世界国家形成的历史是各不相同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和国家观念.然而,在目前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西方"国家民族"理论居于统治地位,对当代国家的形成、民族的独立和民族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曾经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理论逐渐沦为西方大国的工具,消极作用逐渐显现.     

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及其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持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