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部族制度

(续 )　　二、部族的统治机关第一 ,最高行政机关在辽制中 ,部族最高行政统治机关叫北枢密院。《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有这样的记载 :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 ,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 ,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衙不理民”是也。据此 ,全部契丹人即游牧民都属于这个机关统治之下。《百官志》还载 :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 ,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 ,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这样 ,也可以理解为属于北枢密院的契丹人也属于南枢密院。史籍记载的…     

倾向统一不是《南史》与《北史》的主题

10年前,一篇回忆文章讲,毛泽东曾“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这之后,涉及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论著,几乎都称赞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完全继承”并推进了其父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笔者曾明确指出过:“李延寿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其父李大师‘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由于参加的是集体项目,限于体例、篇幅,未能展开论述。1986年、1987年又相继有文章、出版物论述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李延寿在其父开辟的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业绩——《南史》和《北史》。这些论作言南、北二史倾向统一的思想,主要论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二是对南、北之间战争的处理;三是南、北二史的“互相贯通”,虽为二书,实则已合二而一。本文即由此入手,对《南史》、《北史》重新作一番考察。     

由蒐狝为务到崇儒之美:契丹大族社会性格转变述论

契丹本是起于松漠的风气刚劲的游牧民族,自初始有礼文之事至辽景宗和圣宗时表现出崇儒的社会性格,以契丹占据燕云、制定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始,后由辽朝诸帝提倡而渐次影响统治群体。这种变化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契丹占据燕云后,为保证数量众多的汉人对契丹统治合法性的支持进而取得社会资源的支配,必然需要考虑汉人的心理,尊重汉人的文化;第二,契丹大族积极学习汉文化以增强文化心理认同,以更好地借助儒家意识形态强调辽朝承天应命的正统性;第三,这是辽朝世选制度下契丹大族内部政治资源竞争因时而变的实际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契丹大族的社会性格出现了由蒐狝为务向崇儒之美的转变。     

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

契丹属东胡系统,是鲜卑的一支,自四世纪中叶从鲜卑分离出来,世代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唐初形成了不很稳固的部落联盟。九一六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奴隶制的辽朝。这时辽的疆域是“东至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辽史·太祖记》)”。九三七年又攫取了燕云地区,即以今天北京为中心的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从此,辽朝不仅统治着以契丹为主体的北部游牧民族,还统治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南部的定居人民。但是,由于南北两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人民生活习惯的不     

屈原文化心理试探

屈原文化心理试探毛庆本文的研究不属单纯类型，也就是说，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其探讨有着直接的、实证的目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屈骚的文化基础、文化背景、文化倾向争论不休，南方为主说，南北结合说，形南实北说，各执一端，无法统一。笔者认为，这些探讨固然已取得一...     

契丹伐晋起因再探——兼论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

北族王朝史书《辽史》和以后晋实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史书,对契丹伐晋起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二者皆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对方。学界多认为石重贵去臣称孙及此后的一系列挑衅导致了契丹南侵,与契丹方观点暗合,然而后晋的记载似应更接近历史本相,即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晋通敌之举招致了契丹南侵,这在双方首次交战的军事部署中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是促使辽太宗伐晋的深层原因,杨光远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亦有所体现。     

后唐建国过程中抵御契丹南进政策探微

后唐在建国过程中有效地抵御契丹南进 ,司马光认为是由于投奔契丹的汉人韩延徽的作用 ;胡三省及今人提出异议 ,认为当时晋 (李存勖王号 )兵力方强 ,可以抵御契丹的侵扰。通过对李克用、李存勖对契丹和战关系具体考察 ,我们可以认为 ,兵力强固然是战胜的基本条件 ,但后唐在建国过程中对契丹南进的主导思想及采取的抵御政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蒙元时代契丹人的贡献

契丹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都发挥了聪明才智。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大辽帝国统治北中国达二百多年,1234年,辽被金灭后,契丹人仍活跃于历史舞台,尤其在蒙元时期,他们又对蒙古统一全国和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契丹音乐原本是原始部落风格。石晋的进献、尤其是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大规模掳掠,使得契丹乐内容空前充实、功能空前完备。契丹乐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属性,成为合格的国家音乐。辽乐的国家化增强了辽对汉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统治的礼乐力量,也强化了其兼治契丹与汉人的礼乐自信。辽乐兼并石晋音乐并凸显国家化色彩,也是其后来与北宋抗衡的文化力量所在。     

周世宗南征北战的军事谋略

周世宗为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先后对周围邻国北汉、契丹、后蜀、南唐发动了战争。由于周世宗具有卓越的军事谋略,善于根据国内外十分复杂的形势,制定统一全国的先南后北、再由北往南的用兵方略;亲自组织、指挥战争;选定影响全局的作战目标;用兵神速,出敌不意;同时运用战争和政治招降手段,争取广大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从而不断取得战争的胜利。     

“以意逆志”辨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正确把握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审美原理。长期来，学界对该说的解释或“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或“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皆失之于片面。本文试以西方读者学之基本观点，作一新的解释，把读者之意和作者之意统一起来，强调了在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欣赏主体与作品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社会质量: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

对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问题 ,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大致有三种看法 :人的尺度 ,或者生产力的尺度 ,或者认为是人的尺度与生产力尺度的辩证统一。但是“统一说”只是指明了一条原则 ,而统一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基于此 ,本文从追问进步范畴开始 ,分析孤立的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缺陷 ,提出作为两者统一的社会质量尺度     

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外交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及其影响

本文论述二战前夕，德国背着其盟国日本，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迅速调整和改善日苏关系，改变原先“北进攻苏”的方针，重新确立了“北守南攻”的战略方针；日德关系则裂痕日深，互不信任，难以协调，无法形成统一的军事作战实体。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由此改观，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的方向发展。     

论辽朝“政治分治”局面的形成

辽朝太宗(927~947在位)时期,是辽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时刻。在此期间内,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基本确立。但是,太宗朝所留下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中,也存在着“审时度势”的“权宜性”内容,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辽太宗时期,由于应天皇太后及其拥护者阶层的过于强大,动辄干涉国家施政措施的制定,因此造成帝、后集团的抗衡并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直接导致了契丹辽朝政治“分治”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基本特点。     

略论契丹军队在中原“打草谷”

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辨证,论述了契丹军队在中原“打草谷”的性质。作者认为,“打草谷”实质上是契丹军队的一种劫掠行为,否认它的存在是不正确的,但把它说成是契丹统治者在中原推行奴隶制度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历史贡献

耶律阿保机作为契丹族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能审时度势，创建契丹（辽）王朝；东征西讨，南攻北伐，开拓疆土；南进中原．行州县制，灭渤海国，建东丹国；崇尚儒学，以“仁义”治国；弭兵轻赋，与民休养生息；广揽汉人，尊重人才；番汉分治，强干弱支；以法治国．变易旧俗。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岷江上游石棺葬族属探讨

关干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问题,曾文琼同志认为属于古僰人(濮人)。(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四年一期)。笔者本着党的“双百”方针精神谈点不同看法,请大家指教。 最近四十多年,先后在我省的阿坝、甘孜、凉山三个自治州境内发现石棺葬(石板墓)。它分布在北抵岷江、金沙江上游,南到滇西北的民族走廊地带。在岷江上游地区,从松潘县以南,西北到黑水县色尔古,东达茂汶的甘沟,西到理县杂谷脑河两岸,南到汶     

为“游戏说”一辩——兼评几种主要的艺术起源论

关于艺术的起源,至今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人们先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诸如摹仿说、游戏说、情感说、劳动说、巫术说、象征的梦说、美欲说、季节变换符号说、求偶表态说及外星文化说,等等,今后还可望有新“说”产生。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年代久远,仅从考古学的发现上验证,有些艺术(绘画、雕刻等)的原始符号形式据认为三万年以前就已存在,而从人类进化过程的逻辑上推论,肯定要遥远得多;二是因为艺术的原始符号形式的产生有着许多不同的前提条件,人们对“艺术是什么”的看法又不尽一致,逻辑起点与参照系统均有不同,讨论在不同层面上展开,因而很难达到意见的统一。     

契丹小字解读的又一部新作——《谜林问径》一书出版

契丹小字解读的又一部新作———《谜林问径》一书出版韩桂荣（辽宁民族出版社）契丹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是东胡支系鲜卑后裔，于公元５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至１０世纪初建立了统治北中国的辽朝。辽朝创制了两套文字，史称“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由于书禁及战乱等...     

契丹四楼问题研究述评

契丹四楼问题是契丹史学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其对于10世纪初期契丹国家形成及政权早期形态等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四楼”的学术探讨成为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并一直延续至今。围绕“契丹四楼”及其相关问题,学者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因此对目前已有学术成果进行检讨、梳理的同时,亦能推动“契丹四楼”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