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游侠与游侠诗

唐代游侠可分为真侠、豪强侠、流氓侠 ,唐代游侠诗对游侠这一社会现象作了全方位的反映 ,而这种反映与现实世界中的游侠和人们观念中的侠都有一定出入 ,究其原因在于侠文化观念、现实、文学各个层面交互作用和游侠在唐代社会的象征地位     

百年文学“诺奖”审视——论文学诺贝尔奖的成就与局限

文学“诺奖”是 2 0世纪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有以下原因撑起了它的权威性 :逐步从西方走向世界 ,走向相对的成熟与完善 ;从作家层面看 ,获奖者大部分是民族文学的巨擘 ;从作品的层面看 ,获奖者的创作观念是进步的 ,其成果是丰硕的。但百年文学“诺奖”也有双重遗憾 :即“失视”与“偏视”。国籍的偏失、语言的失视等使它有时出现一些不公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怪奇诗风与中国诗歌美学转型考略

唐代中期,中国诗歌创作开始了大规模的审美转型,诗人中以韩愈、孟郊等为代表,时间上则以元和之际为转变契机,于晚唐五代完成审美风格的转变。唐诗怪奇之风作为时代审美风格转型的一个重要类别,其兴起的原因,从文学本身看一方面是对前朝诗歌美学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唐代不同文体之间相互浸染的结果;从历史和文化层面看则是封建文化由鼎盛而衰落的文学表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向异质文化学习借鉴的结果。唐诗怪奇之风的美学特征具有较高的文化学意义,同时对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也有开拓价值。     

唐代商业城市与文学商业化——以白居易、温庭筠参与文学商业化为例

从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出发,分析了唐代文学商业化现象。唐代城市的商业性主要体现在"坊—市"经营空间的打破、商业经营时间的突破两个方面;文学商业化反映在唐代文人逐渐融入市民阶层,作品内容渐渐贴近俗下,文学审美趣味开始朝着满足市民需求方向转变等方面。以白居易和温庭筠为研究个案,论述了文人主动进行文学商业化的探索与实践。提出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推进文学商业化、白居易等文人引领了这一文学发展潮流的观点。     

短信文学的生存伦理与发展动力

作为一种新兴文学样式的短信文学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正是有它生存的文化、社会、时代气候,短信文学才得以萌生,也正是有各种商业力量合营提供的肥沃土壤,短信文学才得以发展.这一进程进一步验证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也从侧面昭示了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和东西文化的差异,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学症候的变化.作为各种商业力量的合力产物,提醒我们还要重视文学发展与商业、与市场的关系,任何鄙视文学商业市场的行为,最终将扼杀文学的活力.     

20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恢复正常秩序 ,唐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成为古代文学中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收获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会队伍建设。 1 981年唐代文学会在西安成立 ,标志着中国当代的唐代文学研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研究时期。二是学风的转变。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转型 ,表现在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的被扬弃 ,在学术观念上体现为由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三是研究思路的拓展。学术观念的变革 ,使唐代文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价值判断倾向 ,而代之以对文学史现象、过程及意义的关注 ,将以往点的研究扩展到面 ;“文化热”和方法论的讨论则开阔了研究的范围和思路。检阅近 2 0年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 ,可以发现 ,作家研究是收获最丰富的方面。另外 ,在诗歌批评、文章研究、小说研究等方面都有较大进展。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文》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唐代的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一文化现象,并在创作本体与主体两个文化层面上影响了文学创作。任侠风气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并由此带来了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勃兴、咏侠诗风的高涨和中晚唐豪侠小说创作的繁荣。为唐代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使侠文化在唐代得到了总结提高和发展创变,完成了中国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在中国侠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地位。     

中亚东干讽刺文学与俄罗斯讽刺文学传统

东干族是清末中国西北回族移民的后裔,自进入中亚地区后,从文化层面上接受了周边民族文化,主要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重塑。东干讽刺文学借鉴了俄罗斯讽刺文学的主题与艺术手法,吸纳了俄罗斯批判现实社会的传统文化基因,从而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同时也拓展了东干文学的艺术领域。东干讽刺文学之所以繁荣,除了受俄罗斯讽刺文学的影响外,也是东干作家文化自觉的结果。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汉语文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与民汉双语现象

本文依据史料记载,从汉代汉族屯戍者和儿童学习汉语及传统文化、西域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汉语汉文及唐代办学校兴科举等方面论述了汉语文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以此研究新疆民汉双语现象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满洲窗：中西文化融合的岭南传统建筑装饰元素

“满洲窗”是广东民间在清朝中后期至抗日战争前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直至岭南的一些私家园林、民居及商住类建筑中比较常见的建筑装饰花窗的俗称.与常说的岭南传统建筑装饰元素三雕（木、砖、石）两塑（灰塑、陶塑）相比,“满洲窗”和两塑更加专属岭南.“满洲窗”的形成、发展其实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广州、岭南乃至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传统建筑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及变革的过程.     

屯垦开发路径下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构建

西域在唐代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建设。在治理策略上,先是进行屯垦固边活动,有效促进了边疆开发和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建设,实行因地制宜的行政管辖;在屯垦开发的民族合作中,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逐步增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由此,在唐朝管辖西域的一个多世纪中,有效保障了丝绸之路和西北边疆安全,大唐盛世局面进一步繁荣发展。     

唐朝岭南地区的奴婢问题与社会变迁

岭南是唐朝境内有关奴婢记载高度集中的地区,并因此成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文章详细地讨论了唐代岭南地区奴婢盛行的历史原因、奴婢的使用范围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逐步走向萎缩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唐代岭南区域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深刻变化。作者认为六朝以来岭南“夷獠杂居”的“溪洞”地区特殊的社会结构和部族制、奴隶制的残余,是岭南奴婢问题严重的历史根源。作者还认为,唐朝中、后期在岭南所推行的一系列限制奴婢的措施,实际上也是岭南“溪洞”社会完成封建化过程的重要内容。     

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

唐代汉字、汉籍在丝路传布的情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由于商贸经济、政治、宗教与生活文化等环境，呈现出不同的接受与发展的历程，明显与其现实环境对汉字、汉籍需求的程度成正比。汉字早在汉代便开始传入高昌、龟兹、于阗、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而后来汉字在这些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总之，凡官方语言文字与该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或其宗教信仰使用的语言文字相一致者，汉字传播易于形成文化而长存；而官方语言文字与民众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兼容者，又与宗教信仰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契合，则其官方语言文字传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难以长存。一旦官方语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变，造成官方语言文字与民众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兼容，汉字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渐消退。但只要当地还有汉人，就仍旧会保留汉字的使用。     

论从汉四郡到统一新罗时期的中韩法制关系

汉四郡时期当地官府陆续发布了一些单行的成文法令,汉四郡灭亡后,当地的各种习惯法就又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土俗"压倒了"华化"。高句丽在占领汉四郡以后,吸收了一些汉四郡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法的思想。隋唐时期,高句丽文化之"华化"有加速的趋势,但在法制的层面,仍以土俗为主。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百济习俗的层面,其法制有向中国法接近的趋势,但主体仍是本国固有法。统一新罗时期,唐代法制虽然对其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华化"程度不高,仍以"土俗"为主。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