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治”:一种手段而非一个目标

法治的概念有久远的历史,国际法治近年来为联合国等组织所倡导。将法治运用于国际社会与国际法,需要做许多深入的研究与转换,国际法的契约型法特点、防止空泛化等,都应重视。国际层面的法治有可观的成长,主要体现在人权、发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问题上。将国际法治视为手段而非目标,将其解读为发挥功能而非界定状态,都更准确地反映了国际法治的发展与传播,也有助于对其的研究。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与法律性质

作者认为:①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但是,国际社会如何形成?它对国际法起什么作用?国际法又怎样作用于国际社会?②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但是,它是不是法?它的约束力从何而来?如果它是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③古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法。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若何?国际法的输入中国和中国的跨进国际社会,对现代国际关系有何影响?本文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与法律性质

作者认为:①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但是,国际社会如何形成?它对国际法起什么作用?国际法又怎样作用于国际社会?②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但是,它是不是法?它的约束力从何而来?如果它是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③古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法。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若何?国际法的输入中国和中国的跨进国际社会,对现代国际关系有何影响?本文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     

论国际法向成文法发展之趋势

20世纪以来,国际法向成文法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成文法的国际涤约及其造法方式更能满足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发展的需要;国际法的成文化的发展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国际条约取代国际习惯成为国际法的关系渊源是国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然而国际法向成文法的发展仍特是一个学长的。也许是永无止境的过程。     

论国际法向成文法发展之趋势

20世纪以来,国际法向成文法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成文法的国际条约及其造法方式更能满足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发展的需要.国际法的成文化的发展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国际条约取代国际习惯成为国际法的关系渊源.是国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然而国际法向成文法的发展仍特是一个学长的.也许是永无止境的过程.     

国际法与国际社会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正如国内法是以国内社会为基础一样,国际法是以国际社会为基础的。了解国际社会这个基础,对于深入研究国际法,具有重要意义。     

论国际法的遵守

没有国家对国际法的普遍遵守，就不可能有和平安宁的国际法律秩序。国家遵守国际法的理由，既有外部压力，又有内在动因。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既体现为在国际社会依法承受权利义务，也体现为在国内社会确保国际法的实现。     

论国际环境法的渊源

国际环境法是21世纪国际社会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渊源与国际法的渊源有共性,更有区别.比较分析国际环境法与国际法,明确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强调法的渊源在环境法治中的重要作用,以丰富和发展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     

论国际法渊源的范畴

长期以来,国际法的渊源问题在学界难以得到一致解释,但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国际法的渊源理解为国际法的表现形式。以这种理解作为前提,《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只是国际法院的裁判依据,而非对国际法渊源的说明,但它又的确为探究国际法渊源的范畴提供了一条线索。在对第38条所罗列的裁判依据和其他类别国际资料进行逐个分析和评论之后,现阶段,国际法渊源的范畴应当是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且两者之间不存在等级关系。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法地位之变化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渐进发展,国际社会也由单纯的国家间体制正逐步走向国家间体制和超国家体制并存的时代。受此影响,国际法的普遍性、规范性、效力性增强,国际公共体管制范围扩大,国际法逐渐向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的法律发展。然而,国际法要进化为“世界法”仍只是遥远的理想,国际法的核心概念仍然是国家主权。     

正式社会控制为何失败? ———对云南平县拐卖妇女现象的田野调查

通过对平县的实地调查,发现大量的妇女流动伴生了拐卖妇女现象。研究表明,国家的正式社会控制在面对大量的拐卖妇女问题时是无力的,民间的非正式社会控制也是衰弱的。这是因为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以及一些存在缺陷的国家制度导致了拐卖妇女这一大规模越轨行为的发生,并制约着社会控制的运作。这一个案说明运动式或执法式的正式社会控制无力消除基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产生出的大规模越轨,面对大量的越轨需要考虑的是调整政策和法律,建构均衡、和谐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简单强调对现有政策、法律的实施。     

略论国际刑法的间接实施

从实施主体、实施依据和实施内容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国际刑法间接实施的特征和优点 ,指出间接实施模式仍然是实施国际刑法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现存模式。在当今的国际社会 ,不但不能轻视间接实施模式 ,而且应当加强和完善它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新意评析

通过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比较,剖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新意.论述了新法在增加处罚种类,调整处罚幅度,加大处罚力度,纠正与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冲突的基础上,更加规范警察的执法行为,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彰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理念,进一步推动我国民主与法制化进程.     

商法价值论

商法的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及其群体的积极意义。它体现商法精神 ,统领商事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商法作为带有公法化倾向的私法 ,既具法的一般价值 ,又有其自身的特殊价值。国家、个人、社会或营利皆不能作为商法本位。将贸易本位作为商法本位 ,既符合商法发达史的实际 ,也与现代商法发展的主旋律合拍。贸易本位是商法价值的基础。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构成了当代商法的三大基本价值     

试析WTO争端解决的国际法拘束力

WTO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其争端解决具有相当强的国际法拘束力 ,保证了WTO各项规则基本上得以有效实施 ,成为该组织的核心机制。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 ,分析WTO争端解决的国际法拘束力 ,着重从WTO争端解决的拘束力之条约依据、实践考察和存在问题三方面进行研究 ,并力图从一般国际法理论的高度来解释WTO的争端解决及其意义     

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     

论经济法之独立性

经济法部门的独立性问题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表面上看,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之所以成为难题,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直接由行政部门实施所致;实际上,国家权力对市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干预或协调,并没有改变原有经济关系的双方主体,也没有产生新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界线应当是清晰的。经济法独立的调整对象是需要国家权力干预的特定市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经济法部门独立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经济立法与执法遵循着与行政立法和执法完全不同的原理与精神。     

共同安全视角下核事故应急的国际法规制分析

为了从国际法视角探索当前全球核电安全保障的合理性的问题,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当前核电领域的核应急法律规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核应急日益成为核安全保障和国家安全发展以及人类共同安全的重要一环,但从国际法规制层面看,存在着法律责任不明确、条约强制力不足、国际合作不紧密、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等缺陷。结合核事故应急实践,国际社会应该强化核应急立法执法的安全文化理念、明确缔约国责任、加强国际合作和条约的可操作性、推进争端解决机制多元化、立法组建国际应急救援联合队伍。     

用国际规范标准看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维护

劳工权益保障的一些国际通行规范为维护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提供了新的思路。以SA8000为例解读这些规范可以发现规范主要目的还是基于人权保障。中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劳动权益却相对缺失。对于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不健全、法规执行不力、行政措施薄弱的现状,只要适当注意一些问题环节,中国推行国际规范并发挥其杠杆作用,可以成为平衡劳资关系、开辟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有效途径。     

文化遗产国际司法保护的发展

从19世纪开始,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就被确认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故此,《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规约》确认前南刑事法庭对在巴尔干地区冲突中犯下的破坏文化遗产的罪行享有管辖权。通过对该法庭审判的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认为该法庭的审判实践了1954年《海牙公约》和1977年日内瓦公约两个议定书所确立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提供了更丰富的国际法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