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     

情爱与国家--论张恨水小说的创作与接受

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最初走的是鸳鸯蝴蝶派的路子,但在五四的民族与国家精神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将情爱与国家相联系,以情爱承担民族国家内涵,并最终归附于国家话语。这使张恨水的小说不同于鸳鸯蝴蝶派,更使他因此而受到知识话语的肯定和认同。     

政治理性对20世纪50-70年代情爱文学的规约

20世纪“50-70年代”文坛，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文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同情与怜悯、人道与人性、情爱与性爱、欲望与行动等人所固有的七情六欲受到了激进政治理性愈演愈烈的拒绝与批判，以工农兵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当代文学，在情爱表达与人性叙事中，有一个逐渐把情爱政治化、纯洁化，直至彻底横扫的过程，鲜活丰富、多彩多姿、极具私密性的男女之爱，被主流话语规约为“革命＋恋爱”或“奖章＋爱情”的叙事模式。作为“人学”的文学，被导入了寡情、绝情、无欲、无性的怪圈而难以突围。     

同志伴侣：革命长廊里携手并进——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革命情爱叙事研究

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革命话语体系对农民的情爱表达方式进行了严格的过滤,"同志伴侣"成为革命情爱的标准模式.这种模式尽管使得民众在"冷战焦虑"之中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建立起民族自信心,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主义想像共同体"的顺利进程,但是,它也规训了情爱话语的无穷活力,从而影响了文学审美中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也是17年农村文本远离当下读者阅读视野的原因之一.     

第三期主流电影论析(二)

第三期主流电影承延十七年 新时期“主流”传统 ,在高扬主旋律的同时注意了艺术创新 ,尤其在话语策略的运用、意蕴深度的开掘等方面体现出对“主流”传统的创造性、变革性的突破     

第三期主流电影论析(一)

第三期主流电影承延十七年 /新时期“主流”传统 ,在高扬主旋律的同时注意了艺术创新 ,尤其在话语策略的运用、意蕴深度的开掘等方面体现出对“主流”传统的创造性、变革性的突破。     

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审视与建构

全媒体语境下话语传播呈现出主体的权威性与草根性共生、内容的系统化与碎片化并存、方式的融合性与裂变性同行等特点,这些特点将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主要表现为：异质话语的强势渗透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舆论事件的庞杂叙事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网络乱象的监管缺位分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需要严把价值导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思想基础;做强主流舆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宣传版图;推动技术赋能,净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生态环境。     

时政期刊的主流话语及其公共领域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时政期刊,依赖于市场经济和传媒产业化趋势,将受众定位于中产阶层,在新闻的话语上出现了新的特征,建构出新的主流时政新闻话语,着力营造着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公共领域。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本土文学话语

后现代主义否认事物有一个恒定的本质,而话语是一种特定角度上认识的显现.在这样的理解中,本文考察了中国本土文学话语的对立角度及其发展,揭示了"主流"话语的缺陷与"非主流"话语的合理性以及后者在对前者的反叛、颠覆中显示出的欠缺和困境.     

与时欠进的《现汉》——新时代主流话语30生词疏解

在认真研读习近平著作、研究近年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基础上，筛选出30个生词，彰显新时代主流话语体系的文化自信特质，反映新时代主流话语体系用词鲜明的多元特点:“下里”吸吮泥土气息，“阳春”盎然人类文明；继承是弘扬精华，创新更不囿常规。研究还表明，《现汉》与时不够俱进，词汇收录及释义欠缺对主流话语的足够敏锐。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话语间性视域下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

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话语间性的存在使这种建构面临多种困境:话语阶层多样性,主流话语整合权威弱化;话语符号互弈性,主流话语引导权威淡化;话语语境复杂性,主流话语感召权威减化。因此,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通过创建话语主体间性模式,提升主流话语整合权威;规制话语符号叙事范式,加强主流话语引导权威;做好话语语境动态适应,巩固主流话语感召权威。     

历史叙述的"默契"与"偏离"——对"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考察

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如何想象与阐释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叙述概念,主流话语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潮的伤痕、反思小说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伤痕、反思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文学与主流话语的高度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与主流话语之间不存在分歧,对历史叙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创作中出现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偏离使刚刚建立的规范有了松动的迹象。     

现代情爱文学模式简论

在现代文学 30年爱情题材的叙事性作品中 ,存在着三种创作模式 :( 1 )“叛逆———殉情”模式 ;( 2 )“革命 恋爱”模式 ;( 3)新“大团圆”模式。这些模式的产生及其特征 ,来自于作家对文学的政治功利的自觉追求。三种模式的更迭演变、升降沉浮 ,不但勾勒出现代情爱文学主流的基本轮廓 ,也从情爱的侧面 ,折射出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向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出场及表达

话语承载着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反复生成，其内容和形式充满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话语由特定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语词要素组合而成，依托话语进行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属性，以新时代为语境，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为旨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其实质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需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民族复兴和世界繁荣的战略高度上发出中国强音，展现中国实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层诉求中完成时代出场。围绕唱响话语主旋律、规范话语表达秩序、优化话语表达形态3方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时代场域中延展社会意识空间，发挥发展优势和话语优势的双重效应。     

西方“话语”研究考察

近年来,“话语”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何谓“话语”,在使用该词之前有必要对其能指与所指加以考察。脱胎于语言学的“话语”,经过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洗礼,意涵越来越丰富,因此应结合具体的语境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经历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之后,西方“话语”研究派生出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两个分支。话语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并且跨越了不同的学科领域,话语分析则经历了从主流话语分析到批判话语分析再到积极话语分析的发展轨迹。在此将对西方“话语”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察,以揭开“话语”的神秘面纱。     

生民身份的追寻：《孙行者》中的华裔反抗策略

“生民身份”是一种独特的族性意识,一种甘愿游离于中国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强烈排他性意识。华裔美国作家通过界定、书写和明确华裔美国人的身份,以反抗东方主义主流话语强行赋予华裔美国人的文化形象,从而构建华裔的话语权势与华裔文化。汤亭亭在《孙行者》中通过对阿新形象的塑造、通过对华裔社区的构建和华裔主体的构想触及了构建华裔身份的核心问题,同时为华裔反抗主流文化霸权话语提供了一种出路。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的基本要求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话语权有着深刻影响。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主导性,必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就是要站稳群众立场、强化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关照,立足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成长中的话语权利分析——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之解读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一个处于成长中的反文化、反英雄的典型形象.其话语具有明显的颠覆性、叛逆性和理想性的特点.文章以霍尔顿的话语为中心,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解构理论分析说明年轻人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主流文化的叛逆,实质上是对社会话语权利的颠覆和重建,但由于其所处成长阶段的特殊性,又是社会话语权利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