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间说话”为词——论宋词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向

当词学研究者指出宋词发展不断向诗文学习,表现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倾向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文人雅词.俗词虽然与雅词同属于抒情性文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与叙事性俗文学样式民间说话等保持着亲近关系,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对于宋词尤其是俗词而言,以民间说话为词才是对其发展倾向的恰当概括.这主要从叙事、虚构以及俳谐手法等的学习上可见一斑.如果我们的研究仍然忽视俗词,不能打破对俗的偏见,那么就会忽略词坛半边的风景,更无法从整体上对宋词发展予以通观.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伤心人之伤心语”——评项鸿祚之词

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     

论苏词的反正之功

从词史的高度看,苏词的贡献在于把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从绮艳的花间小径拉回到民间词所铺就的康庄大道上来;苏轼“以诗为词”的本质,是向诗骚优良传统的反正;苏词的反正之功,从根本上讲,在于它揭示了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自立与真情”。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

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 世纪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研究方法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一曲寂寞佳人之歌--析苏轼《贺新郎》词

人们提及苏轼的词,多以豪放简言之,而对其婉约之风则提及颇少.其实苏轼词的婉约、含蓄、缠绵、忧伤及美艳,较之婉约词大家毫不逊色.他的这首<贺新郎>就是其豪放之外的一首别具一格的婉约佳作.通过对该词的赏析,再次说明:凡是文学大家,其风格是多样的,其手法是高超的,其水准是一流的.     

论温庭筠创作的“诗词一体化”

温庭筠既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第一位专力作词的词人,在其创作则明显表现出"诗词一体化",即其诗、词多仿效"齐梁体"。这一特征具体表现在题材、意象和风格诸方面。题材上,闺阁、宴游为其诗、词之共有;意象上,无论诗、词,都有着比较固定的意象群,所选取的意象也多富艳精工;在风格上,则密丽浓艳为其诗、词之总貌。由温庭筠创作的"诗词一体化",正可见出文人开始尝试创作曲子词对以后词史上的影响。     

论曲的“放”——兼探词曲不同的审美取向

任半塘先生在《词曲通义》中,对词、曲不同艺术风格概括为:“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而言外,曲意为言外而意亦外——此词曲精神之所异,亦即其性质之所异也。”如果我们将这八组分别对立的概念细加辨析,就会发现:词与曲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敛”与“放”;而将曲的“放”之美学特质界定了,那么,词与曲的不同审美取向也就一目了然了。     

《青春之歌》的主题变奏及其生存策略

《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经典文本,其主题的复杂性和多向度是小说获得多重意蕴和巨大解读空间的重要因素。小说一方面对女性自身成长这一主题有着自然的亲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听从意识形态的召唤,将其归并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时代政治主旋律中,在主题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个人话语与政治话语间的合理对接。正是这种生存策略使得这部当代小说胜利出围。     

论金元时期全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

本文根据《道藏》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全真道主要人物的词集、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对金元时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方面:其一是该教传教布道的需要;其二与其代表人物多出自弃儒从道的文人有关;其三,从词体特征来看,词本身就与道教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山西常家兴衰与人力资源优化

“常家”兴衰与人力资源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 ,常家在优化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些主要措施 ,揭示出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面对现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挑战 ,更让我们认识到重视人力资源优化的重要性。以史为鉴 ,给现代人以很多启示。     

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研究

商业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主要包括产权关系和交易关系两个方面,产权关系在银企关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了银行与企业交易关系的类型.银企关系与金融经营体制有密切关系.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体制,其目的也是为了割断商业银行参与股票市场投机,防止存款资金流入股市,我国向金融混业经营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强化引起隔离制度对维护金融系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垄断协议认定权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垄断协议认定具有公法性处理与私法性救济二重属性。我国《反垄断法》仅从公法性处理的角度进行了规定,但垄断协议本身具有的平等主体间可以设定民事权利义务的民商事协议性质,必然产生《反垄断法》与《合同法》、《仲裁法》等私法救济性法律的关系问题,也会产生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裁判机构的关系问题,进而言之,是行政执法权与法律适用权之间的合理有效配置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现阶段,垄断协议认定权可以因不同启动原因而分别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裁判机构享有,而垄断协议的豁免权则应该为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行使。     

论温庭筠乐府诗的娱乐性——以其取材历史的乐府诗为例

温庭筠的乐府诗多取材于前代昏君逸乐亡国和荒淫绮艳之事,通过描摹声色并茂的画面寄寓兴亡之感和揶揄、嘲讽之情,带有鲜明的感官色彩和满足读者耳目之需的娱乐性质.温庭筠乐府诗的这一特点与其多为倚曲之作有关,反映了温庭筠在时代娱乐需求刺激下取法齐梁、革新乐府诗的努力.     

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如何阅读和理解现代英诗--以庞德"The Garden"一诗举例

英美文学课是本科院校英语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其中英诗部分,特别是现代英诗的阅读和理解常令学生感到头痛.虽然现代英诗在表现形式上变化多端,在主题寓意上深刻莫测,但学会使用what,where,who,why or how等疑问词对每行诗句进行提问的方法便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能使阅读和理解纳入一个正确的思路.庞德的诗极具现代意识,举他的诗为例来学习行行提问法,对于正确阅读和理解现代英诗,很有帮助.     

时调与中国六句体诗歌形式的渊源关系

时调与中国古代六句体诗在形式上存在着极为相似的特征,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影响关系。事实上时调产生的前后,六句体诗歌的创作在朝鲜相当活跃,时调作者也创作六句体诗或以六句体诗翻译时调,这证明在时调的形成过程之中接受了中国古代六句体诗歌的形式因素。     

李渔的诗

李渔是位杰出诗人,过去人们只以传奇作家、小说作家、戏曲理论家看待李渔,是不全面的。正如他的朋友所说:"止以词曲知笠翁,即不知笠翁者也。"他在明清易代、社会变革之际写的许多诗,描写历史沧桑、时代悲凉,为民众呼号,歌唱和咀嚼百姓的大哀痛,这些诗乃是他一生所作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放在中国几千年来无数优秀诗篇中并不逊色的作品。特别是他对民族和亿万百姓的命运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对苍天、对历史进行了呼天号地的叩问,可以说,这些诗是清诗中的上乘之作,也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诗苑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