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多中心治理理论已成为有关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全球化推动社会政治过程的模式正从统治走向治理,多中心治理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诸多现象的重要工具,但其也有内在缺陷。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的战略任务,治理理论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只有在中国化的基础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才能对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起到借鉴作用。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网络框架研究

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深度挖掘和实践层面上的适度应用,可以为公共治理寻求新的出路,为危机应对提供新的范式。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对传统危机管理理论进行反思,认为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治理应以专业机构为中介的双轴机制,从而实现政府、公众、社区、媒体、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交流、互动与渗透。     

多中心治理诠释——基于承认政治的视角

在全球化、分权化和市场化潮流中普遍展开和推进的多中心治理,代表了现代性政治重建的一种规划,表达了矫治工具理性支配下"中心化"治理结构的趣味.其"出场"的历史合理性在政府重塑、民主行政和公共服务等治理变革的话语中给予了宣示,其现实有效性则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实践中获得了经验支持.然而,多中心治理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有效性,并没有触及对多中心治理正当性建构的确切解释,多中心治理运作的建构路径需要回到承认政治中解决.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核心的承认政治作为多中心治理正当性的担负,使得多中心治理无论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事件"还是知识,都具有"世界复魅"的建构主义色彩.因此,作为政府改革主流思潮的多中心治理,实际上是"承认政治"的想象.     

多中心治理:新农村的治理模式

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新农村建设,能够改变政府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系、冲突矛盾化解等多个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拉近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恢复草根民主和公共精神。应尽可能地实行多层次的地方治理,依靠政府、市场、民间组织、农民等多方主体的协商合作来解决农村公共事务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启示

多中心治理理论试图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中心的权力格局,形成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社会治理网络,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总结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从公民、社会和政府三个维度分析了该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适用性与启示.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长三角海域海洋环境合作治理之道及制度安排

基于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理论,面对长三角近海海域环境“公共池塘”治理困境,需要完善推进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地方政府绿色GDP政绩评估制度,出台鼓励环境治理方式创新的政策制度,形成多元多维治理网络,构建有利于政府、公众、企业、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合作的制度环境,实现长三角海域多中心合作治理有效运行,最终走上政府、企业、公众、非政府组织多方的合作治理之道.     

低碳发展的失灵现象与对策研究

走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经济之路,是我国应对严峻气候变化的选择.低碳经济发展任重道远,征途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市场、政府失灵和社会参与不足就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要实现低碳经济模式的顺利发展,必须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采用网状思维和多边治理模式,通过政府引导、企业推动和社会参与的多中心治理对策,实现合作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城市共享单车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规制路径探析——基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

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时代城市交通领域的新模式,它方便快捷和绿色出行的特点受到大众青睐。共享单车的出现满足了市民短程出行的需求,为共享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共享单车的发展必然面临着各种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共享单车的管理,分析城市共享单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如违规乱停现象严重、无序增长导致公共资源浪费、资金不足,并基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政府应加强管理,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应完善管理制度,发挥决定性作用;市民应积极参与和监督,发挥主动作用。这些探究有助于推动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实现共享单车"共享、共治、共赢"。     

诺贝尔之路和共用资源的自治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演讲与问答

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私有化和政府模型不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开创性地提出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第三条道路——自主治理,并进一步发展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简要回顾有关集体行动问题研究背景的基础上,翻译整理了2011年5月9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航大讲堂＂的主要演讲与问答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涵盖了对其诺贝尔之路的探讨,对其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分析,而且通过对公共交通、中国改革、官僚制的交易成本、内蒙古草原管理、多中心治理和集权传统的矛盾、制度多样化、提高私人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异质性在自治系统中的价值等具体问题的互动讨论,探讨了她自治和多中心治理学说的理论和应用问题。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保障房供给机制研究

保障房建设必须突破政府单一主体的传统供给模式。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善治理论,对保障房供给机制的改革完善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目前中国保障房供给总量不足,覆盖面离承诺目标尚远,且在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着低效、低质等现实问题。构建多中心的保障房供给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由传统的单一供给机制产生的各种问题。在这场变革中,政府应主动转变职能,分散权力,将多元主体纳入保障房供给中,让属于市场与社会的各部门自主发挥作用,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信任、制约与合作的三维供给体系。必须调动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构建多元主体协作互动的三维治理架构。这样,不仅有助于完成住房基本保障的政治任务,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

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显露,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呈现出高发态势。其应对和处置越来越趋于复杂,仅凭政府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等对策,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印第安纳学派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实践

西方学界从制度角度进行政治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派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该学派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分析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公共产品供给、大城市治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以及联邦主义、地方政府和公共行政等广泛领域。我国学者在译介该理论的同时,也不断将之运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在此过程中,普遍存在对该学派理论的"误读与泛化"。     

"多中心"视野中的现代大学治理

在"多中心"理论视野中审视现代大学治理,不难发现,大学治理的现代性与多中心理论的思想基础非常契合;根据多中心理论,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应该成为现代大学治理的主要形式,而现代大学的治理变革也必须体现这种多中心的特点:防止政府权力的越位、建立开放的治理结构和灵活的协调机制.     

社会治理的多中心场域构建——基于共和主义的一项理论解释

在自反性现代性理论观照下,不难发现受制于"核心-边缘"结构约束的治理场域在规范性和功能性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公共性再生产的困惑,需要通过社会治理革命构建多中心的治理场域.社会治理场域多中心的转向,不仅是对政治上极权主义的消解,也是作为公共行政重构的自我理解和认同的途径.但对多中心治理场域正当性的解释,由于自由主义的国家构建理论存在着阐释的局限,因而需要在共和主义理论资源中重新讨论,多中心治理场域的结构转换和角色认同的公共哲学基础在于共和主义多元共治的精神,而传统共和主义当代复兴的空间在于社会治理的良善而不是民族国家框架中的统治政体构造.     

浅析多中心治理理论

在“多中心”理论之前,社会上主要存在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两种社会秩序,它开拓了传统公共物品只有交由中央权威机构管理或完全私有化后才能有效管理的传统观念。为公共池塘资源的提供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之道,为政府的治道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再造“中心”:元治理视域下的国家在场及其治理策略——基于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证研究

源于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谱系呈现出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的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元治理”对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再造中心”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发现,在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国家并非直接实行自上而下强制性动员或行政命令,也并非依靠去国家化多中心治理,而是实施间接性、影响性控制行为,通过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策略性组合,经由国家引领治理全局和国家治理中心地位,经由治理权力集中和多治理主体合作的“双轨政治”,实现元治理下国家在场与“中心”再造,实现管理有效与治理民主兼顾。在搬迁阶段,作为国家基层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受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搬迁锦标赛驱动,经由“文件政治”“会议政治”与“战时化叙事”,重建科层内部权威秩序;在治理阶段,则通过“去行政化”激活居委会,以“服务治理”促党建引领,经由物业与居民矛盾的“强制性协调”、生产空间政治化及居民自组织依附式发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在场和“国家中心”再造。     

奥氏多中心理论及实践分析

＂多中心＂是奥氏学派理论的核心概念,其核心理论认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二极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可行的方式,即可以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对话和利益诱导来确立公共价值,通过相互信任达到双赢,通过相互合作而减少非理性行为。但这种看似缜密的体制也存在内在缺失。因此,虽然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公共事务的治理不无参考价值,但我们不能仅仅热衷于把原本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原封不动地简单移植,必须针对我国国情有所借鉴。     

多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探索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从挑战国家理论和市场理论出发,开始了其多中心之旅的探索。她早期利用公共经济理论,通过对大城市警察服务15年的经验研究,提出了大城市治理的多中心理论。此后,她通过开发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对渔业、森林、灌溉、地下水等公共池塘资源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实证研究,并系统地提出了自主治理的八项＂设计原则＂。当前,她最新的理论研究动态包括：思考开发一个更一般的基于人类行为的选择理论;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考虑变量;思考人类集体行动的微观情景以及更为复杂的宏观背景,即人类的社会生态系统（SES）,从而进一步推进集体行动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前沿进展。在这些研究中,多学科、多元研究方法和合作研究是其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