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会与商号破产清理

清末商号破产案层出不穷,商会广泛参与破产清理过程。商会参与商号破产清理,不仅是商会属性使然,也是政府赋予的权力。商会参与商号破产清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为商会自身主持破产清理,另一种是商会辅助官府(审判厅)进行破产案审判。商会参与改变了以往破产案审理、分配过程中商人的被动局面,商人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有力促进了破产清理和分配的公平化。近代商号破产清理中商会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清末商会参与商号破产清理存在阶段性特点,是清末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     

清末立宪运动与商人的宪政诉求

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没有得到培植,中产阶级的力量得不到发展壮大,商人阶层没有掌握宪政运动的主导权,这是清末立宪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末宪政改革尽管失败了,但它对于20世纪中国宪政运动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由此可知任何的政治改革,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如果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没有庞大坚实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宪政运动的实践无异于缘木求鱼.     

天津商人与清末民初社会习俗变迁

商人习俗对清末民初的天津社会风俗影响极大 ,推动了整个天津社会风俗形成中西兼有、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格局。在思想观念上表现为重商求利的价值观冲击传统的义利观 ;在消费方式上表现为奢华、崇洋、趋新的风尚冲击传统、守旧、俭朴的生活方式 ;在婚丧习俗上表现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特点。     

商会与清末民初奉天省城市化进程

日俄战后,为减少或缓解列强对奉天省商业压力以及推动奉天省城市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奉天省商会在官方倡导扶助下成立。商会成立后,在重构商业秩序、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及发展实业抵制日俄政治经济侵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东北地方政府对日俄政治经济侵略的主动抗争。     

山西商人曹润堂与清末蒙旗垦务

清季以来的垦务实业中,蒙旗垦务实可谓影响最大者。在山西商人曹润堂等人提议之下,贻谷创设西路垦务公司,正是曹润堂创设垦务公司之提议帮助贻谷迅速打开蒙旗垦务的局面,然而垦务公司之设置,也成为后来垦务参案中贻谷被革职拿问的一个重要罪状。基于图利之原因,贻谷在垦务公司成立不久随即将晋商股本撤退。在垦务公司的运作中,贻谷令垦务局委员同时在垦务公司兼任,由此成为酿成垦务弊案。     

清末商会的成立与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

清末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史学界过去研究甚少的一个课题。现在,这一问题已逐渐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本文拟侧重从商会成立与影响的角度,作一初步探讨。 (一) 商会成立前,传统的官商关系已显露出有可能改变的端倪。一方面,工商业者虽对“官督商办”深恶痛绝,但仍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发展工商实业的重要作用,试图以振兴实业挽救“库储一空如洗”的危机。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徬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北洋武备生与清末军事现代化

以"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代表的北洋武备生在清末军事变革中大显身手,创建训练新陆军、改编山东地方军和编练北洋六镇,勤于谋划,躬自实践。因应清末军事现代化对合格将才的需求,北洋武备生主持北洋一系列军事学堂,积极改章建制,培养了一大批学有素养的军事专才,推动了清末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伴随北洋集团的崛起,北洋武备生亦逐步形成为"武备派"势力,成为影响清末政局的重要力量。     

张之洞与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

在清末编练新军的艰难历程中,张之洞大力推进各项军事改革,成为地方督抚西法练兵的楷模。张之洞由改造山西旧军到组建广胜军,逐渐由一介清流而历练为"知兵"大员。张之洞创练自强军,在饷章制度、新军训练和军事教育等方面积极效法西方。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将湖北新军编练成为规模仅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现代化的劲旅。张之洞的军事思想及其实践,对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交往:新文学的助推器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形成纷繁复杂的交往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内环境,而且影响了新文学的外环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助推器。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历来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而忽略商人的历史贡献,注重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而忽略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形成相对片面的文学史。经济与文学互渗关系的发现,有助于揭示知识分子与商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共谋关系,使近现代商人群体浮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地表。     

清末新政的现代化意义

清末新政的现代化意义王华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行将崩溃之前,细心的人们不难注意到它为挽救自身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多年来,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无非是一场“虚假的改革”,是清王朝用以掩饰自己灭亡命运的障眼法,以此为基础,对清末新政的实质内容的评价也多贬大于...     

清末宪政思潮的勃兴对商人的影响

从1901年清末实行新政以后尤其是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宪政思潮沛然而兴。宪政思潮的传播对商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商人的权利意识萌苏,参加立宪团体,积极参与试办地方自治。商人有了政治历练,逐步成为清末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清末天津警察与城市治安管理现代化

<正>天津开埠后,经济得到发展,人口增加迅速,城市规模扩展,社会综合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八国联军入侵后,设立了临时政府机构都统衙门恢复城市秩序,由巡捕局负责城市治安和交通。1902年8月,袁世凯接收天津时,将在保定募练的2000名巡警和暂时接收都统衙门1000名华人巡捕进行合并,成立了天津巡警总局,负责维护天津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天津成为除     

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从新的视角重新反思和评价清末法制改革在近现代中国法制变迁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这是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运用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工具着力探讨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认为这场法制改革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即：它既是资不封建统治集团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专制帝国统治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又是在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影响下所展开的一次法律改造工程。因之，清末法制改革既开始了法律结构的创新性过程，又表现了法律精神的某种价值转型，从而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端。     

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旨从“现代性”的主体向度评价“清末新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作用,同时扼要分析传统政治统治不能利用合法性权威引导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