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郎桥:1914-1949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上)

高郎桥近代民居小区是以沪东棉纺织厂区的北片纱厂区为轴心,以5000余棉纺织女工低收入职业群体为主体,以棚户简屋为主的棉纺织工人聚居区。自20世纪初,纱厂区、棉纺女工群体、棚户简屋区这三者在高郎桥共生并存,延续35年之久,形成紧密结合的综合体。这一近代民居小区的主要特征是以外来人口为居民主体,以纱厂工人、半就业贫民为主体的就业结构致使居民家庭收入相对偏低,构成近代沪东工业区低消费区的一个缩影。     

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1919—1937)

1919-1937年,当绝大多数中外纱厂聚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时候,少数民族棉纺织企业另辟蹊径,迈出了深入内地设厂的步伐。期间,裕华、大兴、大华三个彼此相联的民族棉纺织企业先后成立并设厂内地,继而构建了三足鼎立雄踞华中、辐射华北和西北的裕大华纺织集团。以内地乡村购销市场为依托的城乡互动的棉纺织产业链是裕大华成长发展的基石,裕大华由此不仅避开了东部沿海中外纱厂竞争的漩涡,而且赢得了购销取近的市场竞争优势。裕大华立足"内地-内需-乡村"市场的企业发展路线,展现了后发型国家充分发掘本土经济内在动能,实现城乡双主体平等互动的工业、半工业、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条工业化路径。     

20年代湖南女工问题研究

20世纪 2 0年代初 ,上海厚生纱厂赴湘招募五十名女工 ,就厚生纱厂待湖南女工的“办法”问题 ,一批关心中国劳工问题的人士围绕所招女工的人格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工资待遇问题展开了深入论争。这场论争对唤醒国民关注劳工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职业经理人阶层产生前的委托代理问题——以统益纱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历时既短,且发展水平低。以相对发达的棉纺织工业而言,在企业治理方面,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统益纱厂在其主要投资人不能从事具体经营的情况下委托庚兴洋行代理经营,说明当时中国并未形成职业经理人市场,委托机构代理,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统益与庚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权利和责任不对称,表现为权利很大,而责任机制则尚不健全。庚兴以代理人地位主导统益,最后对统益实现了收购重组。     

民国初期劳动管理问题初探——兼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1920年1月底至2月初,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招收女工一事在湖南省会长沙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在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就此事展开了激烈辩论。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选择其中的15篇文章,加上自己的评论《我的意见》一起以“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编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第七卷第六号）,这组文章反响甚大,影响深远。后人甚至认为此文标志着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而参与其中的穆藕初、朱执信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朱执信（1885－1920）是孙中山先…     

1920—30年代国内民营企业技术引进模式探析——以武汉棉纺织业为中心

1920-30年代国内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也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被引入、内化和吸收的过程,在具体技术引进方面,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机器设备是最先被提到引进议程的。武汉地区棉纺织企业技术引进的任务更多的时候是由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等大型棉纺织企业来承担,并主要通过在华洋行的代理、派人出国引进和国外厂家的推销等方式来完成。武汉不同棉纺织企业技术引进模式的不同,对其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今天国内的民营企业在对外技术引进方面也有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人教育问题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工人群体的壮大,以及西式教育的影响,工人群体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如何将业已发展壮大的工人群体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统治,国民政府采用了"工人教育"形式。通过对工人教育的兴起、筹划与实行、经验启示等方面的考察,分析,从而管窥国民政府时期工人教育的总体概况。     

冲突中的渐进和谐：利益群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利益群体多元化是当今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它是在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体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展开的。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弊病,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在一系列政策的主导下,利益群体出现多元分化的态势,由此也导致了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在政策的主导下,冲突中的渐进和谐是利益群体多元化的现实趋向。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群体之分析与社会控制

毒品犯罪群体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危害最大的一个罪群。在“金三角”国际毒品犯罪源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以“金三角”毒品犯罪群体为核心，以西南──华南群体为骨干，以西北──东北群体为边缘，以农民、工人为主体，以团伙或黑社会组织为依托，以毒品犯罪为手段，以追求金钱为目的毒品犯罪群体网络。毒品犯罪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瓦解毒品犯罪群体必须在法律打击的同时，从深层的社会动因、经济动因和文化动因三方面入手，纠正失衡的社会结构、财富分流、文化规范．才能收到实质的效果，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达到本标兼治的目的，保证主体社会的正常运行。     

中央苏区的妇幼保健立法

近代中国,包括维新派的禁缠足、兴女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男女平等、争取女权等妇女解放运动,都较少关注劳动妇女的劳动环境和女工的健康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把女工和童工的保健问题作为争取工人权益的重要内容,逐步形成一系列保护妇女儿童健康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革命根据地付诸实施,在一定范围内保障了劳动妇女及婴幼儿的健康利益,激发了广大妇女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为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论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地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近代中国的榨油手工业和磨粉手工业

榨油业和磨粉业在中国传统手工行业中地位显要 ,近代史上 ,在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 ,又表现出大致相似的演变过程和行业特征。榨油业中 ,渐有新式机器油厂的出现 ,并在各地次第发展 ,但是部分工序仍以手工作业为主 ,而且旧式油坊的数量和产值始终占据行业的绝大比重。磨粉业中 ,机器磨坊的兴起来势颇为迅猛 ,产值在近代中国新式民族工业中位居第二 ,但机械化程度并不完全 ,同时 ,手工磨粉仍然并行不衰 ,长期来一直占有着绝大多数市场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传统情结

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在用现代感觉和新形式表现五光十色的上海社会的同时,也葆有了强烈的传统情结,这表现在其女性书写极力赞美传统的诗意女性而贬低都市摩登女性,在都市生活中频频向乡土田园回眸,在意象的使用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沿袭传统,这种传统情结的由来一方面源自作者的童年经历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人类对女性和田园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源自新感觉派作家在都市生活体验中的孤独感。     

西和乞巧古俗唱词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西和乞巧古俗中的唱词作为女性话语的表征,是历代西和广大劳动妇女的心声,也是西和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较全面地表现着女性对生活价值认同的策略,是女性关注自身命运的言语符号,是女性话语权力独特的实现方式.可以说,乞巧古俗中流传下来的大量唱词是女性情感生活的载体,是寄寓女性精神愿望的重要手段,对研究这一特定地域独有的历史文化内蕴具有一定的价值.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酸汤话记录的锹歌及其修辞

湖南靖州西部山区与贵州接壤一带称作锹里地区,主要生活着苗族、侗族和苗化的汉人。“锹歌”为锹里各民族民歌的总称,其语言基础最初是苗语和侗语。清嘉庆以后借用汉语的酸汤话记录歌词,因此,锹歌逐渐汉化。锹歌在锹里地区有着超民族、超语言的沟通功能,体现苗、侗、汉三个民族文化的完美融合,也体现汉语在锹里各语言接触与竞争中为强势语言。锹歌歌词的创造以山林、田间生活为素材,,亍妙利用押韵、起兴、比喻、反复、夸张、用典等多种修辞手法,创造语言的形式美和意境美．凝聚锹里各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口岸城市与农村经济演变——以近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

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内外贸易、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主干部分的较快发展,直接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的演进,促使后者的生产内容、技术手段和经营方式等发生相应的变革,上海与这一地区彼此间城乡经济的联系和互动,也因此日趋紧密.     

晚清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通管理及其启示

晚清上海是近代城市交通管理的先行区,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辖区内的交通管理更是反映了这一先行过程。工部局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租界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培养了华人的规则和法制意识。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公务人员--见之于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

1933年民国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表明,乡村中区的设置比较普遍,并成为重要的政治机构,区以下的自治系统,则遗留下浓重的传统痕迹,对国家规制变异情形严重;乡村公务人员的产生途径,除区长一般由上级任命外,选举、推选、指定、轮充等方法不一而足,但不管通过何种途径产生,选择时的经济趋向至为明显;乡村公务人员的法定收入有限,而中饱现象严重,社会评价低劣;乡村自治在国民政府核心统治区域流于形式,在较为偏远的地方则恶性变质,成为乡村社会的破坏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