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

意识形态是反映特定的经济形态、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与要求的观念体系。电影本质上不是对“物质现实的复原“,而是按照主体的观念对物质世界的重新构造,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好莱坞电影与美国现实政治常常是一种互文关系,显示出了电影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意识形态对字幕翻译的操控

翻译实践包含了对原语文本的各种形式的改写和操控。字幕翻译过程实际是对原来电影的一种改写。本文从翻译活动的外部??意识形态角度探讨字幕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意识形态的操控分为两个方面: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在这两方面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原电影呈现出纯净化,标准化,娱乐化的趋势。     

想 像 的 能 指 ——好莱坞灾难电影的审美意识形态图绘

灾难电影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新宠,它以技术、叙事、生产与传播等优势,建构了挑战视听极限的审美体验,也更加隐藏起了意识形态的锋芒。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视角,通过对观影主体在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中审美特点的分析,能够更加清楚地揭示灾难电影——作为"想象的能指"——以想象界为核心和中介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面貌和本质属性。     

论暴力电影中意识形态的缺失

电影承载与表现上的毫无疑义的人文形态和大众传播方式，决定了电影命题的社会性，也就从本质上规定了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是，有些以暴力为内容的电影本丈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缺失。笔者认为意识形态的缺失具有严重的社会丈化后果，缺乏精神内核指引和人文价值支撑的暴力不可能具有教化意义。     

1930年代左翼影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表现

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批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赞赏苏联影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挺左翼影片叙述“社会生活史”、批评某些影片缺乏阶级意识三个方面求证了左翼影评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具体表现.实证左翼影评的意识形态特征无论对于重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还是对于当下开展正常的电影理论批评都是有意义的.     

乡土想象与都市悖论 ——基于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乌托邦传统

电影在传播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制造着乌托邦。中国电影的逃避主义传统始于都市与乡土的意识形态置换,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地域的流动,在两岸三地不同的语境中发展不同的特质。在台湾电影中转换为空间流散与身份危机的互动,而在香港电影中则呈现为对传统文化与文以载道的反叛与疏离。三者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土壤迥异的呈现方式,共同构成中国电影逃避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景观。     

独立电影批评的历史缺位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规训工具,而电影批评则更是处于“工具的工具”的卑贱地位,成为严厉的意识形态棍子,打击电影;而当中国电影向市场回归,成为消费市场的娱乐工具时,电影批评既要服从行政命令,又必须响应消费市场的召唤,形成“一仆二主”格局。这种独立电影批评的缺席现状,就是专业电影批评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论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主题

作为主旋律电影的一种主要类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国家政权的政治诉求和思想观念。新世纪以来,多元价值观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坚持继承传统,牢牢把握住政治主题,充分发挥其意识形态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执政党政治诉求、政权合法性的反映。与传统主旋律电影革命有所不同的是,历史题材电影还积极弘扬包括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等内涵的民族精神,同时,为了在经济市场化和影视产业化转型中生存与发展,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更着力于人性内涵的表达,努力开掘出更具普世价值的主题。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意识形态话语与奇观呈现——从《泰坦尼克号》到《红河谷》

电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良载体,支撑建树着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不能视为意识形态任务而进行简单生硬的说教,而应渗透在影片的整个叙事机制中。中国的电影人们应致力于发掘有民族特色的、不同层次的影像奇观。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奇观性与叙事性的有机融合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论艺术语言“形”与“神”的相互制约

艺术语言的"形",既包括视觉上的形体,也包括审美上的形象。本文从艺术语言的形的生成,形与神的相互制约,艺术语言的鉴赏三方面,对艺术语言的"形""神"关系进行了分析。     

在“两课”教育教学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思考

"两课"作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必修课,作为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应率先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讨"两课"教育教学的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措施等三方面的内容,具有现实意义.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