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鼓舞在湘西民族文化旅游中的价值与整合

笔者借助文献资料对苗族鼓舞在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的价值与整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湘西苗族鼓舞具有历史、宗教、文化、精神、观念等方面的内在价值,同时也有传统教育、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等外在价值,并能以文化的涵盖面广、知名度高的资源优势有机地整合湘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基于此,本文认为湘西苗族鼓舞不仅是一种专门的舞蹈艺术行为,还能有效整合服饰文化、音乐、绘画、手工艺、祭祀等多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苗族巴代文化:远古飘来的神迹

民国时期著名的民族学家石启贵先生所著的《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其手稿流落于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最近,在海峡两岸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此书即将出版。在这一本珍贵的实录中,苗族巴代文化占据了重要篇幅。我作为湘西州人民政府命名的苗族巴代传承人,有幸被邀请参与《实录》的编整译注工作。脱稿后,我又通读了两遍。一种崇敬、感念之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恐怕是其他读者难以体会得到的。     

国家在场与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民国政府的文化同化策略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实践

民国政府为了建立民族一国家,以汉族文化为标准对湘西苗族进行了文化同化策略.其内容包括:对湘西苗族进行风俗调查和开展新生活运动,改变苗族称呼,兴办国民教育等.但是文化同化的初衷却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民族-国家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化同化策略缺乏持终性且实施不力;国家政权力量较弱等.     

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对民国时期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探讨在当时呈现的国族体系中,苗人作为少数族裔社群的边界如何被划定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视觉盛宴 《边城》传奇——《烟雨凤凰》谱写湘西民族旅游演艺新篇

正一部《边城》,一世情缘,一段传奇。当沈从文名篇《边城》中那位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如山头黄麂一样的翠翠与她的爷爷一同驾着一只扶摇于碧波之上、来往于两岸之间的小船,驶过烟雨凤凰森林剧场的舞台时,容纳了2600多名观众的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是3月30日大型民族旅游演艺节目《烟雨凤凰》的首演现场。《烟雨凤凰》取材自《边城》中翠翠与天保、傩送两兄弟的爱情故事。1934年,沈老写就《边城》,80年后的今天,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沈老的家乡得以用舞台艺术的形式华丽呈现。     

武陵山文化沉积带的掘宝者——李康学《大湘西系列作品集》解读

<正>中国武陵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早在1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神奇的武陵山脉就聚居着"石门人"和"桑植人"等远古人类。先秦时期,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楚人和越人等部族融合之地。此后千百年,历朝历代土家、苗家、侗家和"民家"祖先都在此留下了底蕴深厚的文化宝藏,形成了长达千里的"武陵山文化沉积带"。     

近代“民族”叙事的中华民族社会史写作趋向——兼论民国时期王桐龄等人之四部《中国民族史》

民国时期“史学危机”表现在其视野和理论解释力的狭隘和偏颇,史学转向意味着关注社会、普通人和边远民族“民族”叙事的社会史写作新趋向。以王桐龄等人撰写的四部《中国民族史》为主要内容的民国时期社会史写作围绕“汉人主体”,通过描述古代中国各民族相互抵触、排斥、同化和融合的多元、复杂历史实践,展示、证明和解释了中华民族为“血统”与“文化”的“混合体”这一社会事实和历史性结果。如此,社会史写作趋向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现代文明冲撞下的民族想象与苗族物语——读龙宁英《山水的距离》有感

<正>当下的文学圈子是个马戏团,一派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众生喧哗,所呈现的大众文本充斥着情欲的尖叫、夺目的肉身秀、狂欢的杂耍、语言的血肉横飞和哲理的迷魂汤,女作家的文本则更容易滑向私人情感、都市欲望的隐秘表达。文     

为小民族的繁荣发展助一臂之力——读《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

对《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一书进行了评价。     

民族电影的空间感与生态意识——读解影片《锹里奏鸣曲》的文化内蕴

《锹里奏鸣曲》是我国第一部苗族原生态电影,也是韩万峰导演的第四部民族题材影片。在此之前,他相继导演了《尔玛的婚礼》、《我们的嗓嘎》和《梯     

武陵山文化沉积带的掘宝者——李康学《大湘西系列作品集》解读

中国武陵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早在1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神奇的武陵山脉就聚居着“石门人”和“桑植人”等远古人类。先秦时期,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楚人和越人等部族融合之地。此后干百年,历朝历代土家、苗家、侗家和“民家”祖先都在此留下了底蕴深厚的文化宝藏,形成了长达千里的“武陵山文化沉积带”。     

民族文化当代价值研究的又一启示——《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出版

彝族文献长诗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显示了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在当下的彝族社区的现代化建设中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罗曲、曾明、杨甫旺三教授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5月出版的《彝族文献长诗研究》一书,对彝族文献长诗当代价值的研究是一大亮点。作者慧眼独具,看到了彝族文献长诗对现代彝族休闲文化建设的重大作用,并且找到了借助彝族文献长诗发展彝族休闲文化的入手法门:即实行民俗旅游与民间文学旅游相结合;在自然景物中注入传统文化内涵;用传统长诗文学作品和故事情节再现民族宗教文化;开发传统长诗文学作品中的歌舞、体育竞技文化内涵。发掘包括彝族文献长诗在内的彝族传统文化资源,建设彝族休闲文化,对构建社     

用民族文化提升传统旅游风景名胜地的吸引力——以《印象·刘三姐》为例

<印象·刘三姐>立足广西桂林本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用民族文化提升桂林山水的吸引力,是站在漓江和广西民族文化的根基上诞生的新的旅游风景.<印象·刘三姐>的成功,充分说明自然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的关系相辅相成--自然旅游资源需要加入民族文化的成分提升其旅游价值,民族文化需要借助自然旅游资源的平台充分展示和弘扬.在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需要现代化的包装,需要现代的手段展示和体现.     

“武陵民族区”命名的价值取向及其意义——《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文化研究的反思

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基础理论成果之一.重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学理认识涉及到的历史方法学术关联.参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创新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学术命名的,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甘肃藏族地方志的一项硕果——评《雪域民族——东纳藏族史略》

藏族是我国分布地域较广的一个民族，除西藏自治区外，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都有较大的：分布范围。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各地藏族在保持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上鲜明共性的同时，又在：具体生活场景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各自的独特个性。这些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地方特色文化，是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对于藏族历史的研究，除了从通史的角度进行宏观综合研究外，从各个藏族区域甚至各个藏族部落的角度进行分区分层研究也非常重要。可喜的是，近十年来国内藏学研究界推出了《中国藏族部落》、《青海藏族史》、《甘肃藏族史》、《甘肃藏族通史》、《甘肃藏族部落社会与历史研究》等一批藏族区域史、部落史专题研究成果，大大地将藏族历史研究引向纵深，     

真实 宏观 探索——马成俊 先巴 乔文良 主编《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文化调研报告》评介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文化调研报告》是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十几位学者集体研究的成果,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研究青藏高原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论著已不鲜见,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精品.但是,以第一手调查材料为基础,进行专题深入研究的并不多见.大多是宏观上把握、引经据典、理论阐释,与现实联系并不紧密,难以转化为政府或职能部门的实践措施和行为引导.本书突出地体现了“真实”、“宏观”、 “探索”的科学精神,不但颇有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使用价值,是从事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工作的人们和研究者值得一读的好书.     

一部闪耀着彝人智慧光芒的力作——曲木车和《四川世居彝族文化》评介

拿到曲木车和著、四川民族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四川世居彝族文化》一书,感到沉甸甸的。逐一翻开细读,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彝族历史文化和作者的智慧光芒。作者根据彝族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彝族谱系推断,彝族源流至今有     

"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兼评威尔·金里卡的《少数的权利》

二战之后,西方各民族国家中产生了大量外来移民群体.这些外来移民群体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不断从内部向西方各民族国家提出权利要求.这使西方各民族国家不得不放弃"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以及同化政策,转而采取更为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满足各族裔群体的权利要求.此举引起了很多人对民族国家会走向衰微和终结的担心.但事实上,民族国家并没有走向终结.其原因在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身就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重新建构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群体的权利要求,促进了多元文化国家内部的整合,使得民族国家的建构更为深入.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一文有关论述商榷

民族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主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及理论建设,应该把握当前的社会主题和民族问题主题.党和国家必须取得解决民族问题的领导权和主导权,而不能任由民族问题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