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

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两书思想倾向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成为经学研究中一大悬案.从古至今尚无人对《左传》、《国语》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科学地、全面性地比较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左传》、《国语》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不仅有助于悬案的解决,而且对探讨春秋到战国时之历史,研究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意义的.一、关于《左氏春秋》的辩论太史公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宝,论<史>旧文,兴于鲁两次<春秋>,止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太史公认为《左传》乃是左丘明所作,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上采春秋,下现近势”(2)编撰而成情况看,左丘明编篡《左传》是可能的.孔子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证明他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孔安国认为,“左丘明鲁太史”,皇侃说他是“受春秋于仲尼者也”(3)力主作者为左丘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14年.他68岁时返鲁,至于左丘明是否受春秋经于仲尼,怕无确证.     

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

《左氏春秋》原名《春秋国语》《左氏春秋》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写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吕不韦……为《吕氏春秋》。”历来都认为《左氏春秋》指的是《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我认为《史记》在这里记叙的《左氏春秋》,根本不是指《左传》,而是指《春秋国语》,省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左传》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左传》的作者是谁?它成书于何时?至今未有定论.《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陈茂同的文章认为:同意杨伯峻的看法,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史官左丘明;全书引用孔子评论历史时事的话共三十条,可见其作者应是孔门信徒,杨伯峻说是"儒家别派"似不可从.清姚鼐在所著《左传补注序》中说:"《左传》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如果姚鼐所说的这个传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沭、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孔子与中国传统史学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人。他修《春秋》、编《尚书》，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两件了不起的大事，通过这两件事以及孔子编次的其它经书，发表的其它史论，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孔子对我国传统史学无疑有相当大的贡献，这首先表现在搜集和保存上古历史文献方面。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特别是孔子有没有整理、编订过“六经”的问题，历来众说纷坛。笔者以为还是周予同的观点比较妥当：“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龚自珍史学理论述评

本文所要揭示的是一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风云人物——龚自珍的史学理论,其中有思想火花,亦有陈旧观点,对我们今天自然会有一定的鉴戒意义的。 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明清时期,空谈义理性命,耻言经济事功的理学一直占据着人们的思想,传统的历史学开始出现危机。黄宗羲曾深有感慨地指出:“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明清之际一度出现的由黄宗羲、顾炎武等倡导的     

从《左传》看孔子的政治伦理教育思想

张岱年先生在《孔子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近年来,多数哲学史家认为:《春秋》基本上是鲁国史官的手笔,《易传》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大同”学说更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关于孔子言行的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和《左传》中关于孔子的记载。这样,关于孔子的资料较过去时代所承认的大大削减了。虽然如此,专从《论语》和《左传》来看,孔子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仍然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哲     

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左传》或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以诠释《春秋经》的。《经》是提纲式的,其文“约其辞言,去其烦重”,按照鲁国旧史作成。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非今本之《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惜乎自伯禽至惠公的一段早佚,我们无从看到,能见到的,只是隐公至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一部分。孔子以“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因鲁史策书成文。     

从《论语》中的“耻”看中国哲学的自律精神

“耻”是主体受到他人的侮辱,或者内疚于自身的不足、过错而产生的一种痛苦体验.自管子始,“耻”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在《论语》中“有耻”是士人人格修养的首要目标.“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远恶向善的道德自觉;它以一种消极的,痛苦的情感体验,从反面督促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不该做的事,起到了道德堤防的作用.而《论语》中的“耻”不仅体现了孔子对人的主体性、自主性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自律精神.     

国语选序

一司马迁在“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曾经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国语”二十一篇于『春秋家』内,下面也注着『左丘明着』。因此历来大多数人认为“春秋左氏传”和“国语”都出于左丘明一人之手,说二者互有捐益,正可以两相发明。也因此产生了内外传的说法,把“左传”称为『内传』,国语称为『外传』。“汉书艺文志”虽说没有提出『外传』之名,但在“律历志”引“国语”“周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陈』句,却说是『故外传曰』云云,以区别于“左传”。王充“论衡案书篇”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需之实书也。』就更清晰地说明左氏以“国语”为外传了。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云『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     

史与诗──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诗性

中国传统文化在诗学及美学中得以充分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史学批评中也有反映。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一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①,我们先看叙事：传统史学叙事的典范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即《左传》中说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②。晋杜预《左传·正义序》,对此作了解释：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例,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     

孔子论史——《论语》夜读小札

孔子与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的相关度,属于中国史学史的一大难题。七十年前,钱玄同的《论春秋性质书》,否定司马迁所说孔子晚年“因史记作《春秋》”,固然是用逻辑代替历史,连胡适也觉得这样的“大胆假设”未免过分,可是钱说的前提,即《论语》     

从《左传》看孔子的“《诗》可以观”

“《诗》可以观”是孔子诗论中的重要命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前人多有所论。如郑玄谓“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谓“考见得失”等，但大都以诗本义为据，义犹未尽。而《左传》提供的春秋用（诗》的社会思维场表明：孔子这一诗学命题所云之诗，还有不少甚至主要是以引诗论事和赋诗言志为背景的。所谓社会思维场，有类于某一观念产生的“背景”、“社会条件”，但又不尽相同。“场”本是物理学概念，《辞海》对“物理场”这样下定义：“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的。场本身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本…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史记·世家》歧义辨析

《史记·世家》共三十篇，除最后一篇《三王世家》略有争议之外，均为司马迁手笔。由于古今词汇的演变，语言习惯的不同，加上在长期的传抄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因而仍有不少难句，引发诸多歧义。兹择其要者，辨析如下。《史记》的引文，均依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1）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这段记载，亦见《左传》襄公29年。几乎所有的《左传》注本都写为：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铺此，则明主也”对照《史》《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