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朝集制度初探

一、历史渊源:唐代朝集制度源于战国中后期产生的上计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上计吏赴京城汇报地方工作,并将中央诏敕传达于地方郡守,以为施政之准则.这一制度是在秦汉时期逐步完善的,并成为以后历代所沿袭的一项政治制度.隋代,上计制度已改称朝集制度,上计吏则改称朝集使.开皇初年,房恭懿先后任泽州司马、德州司马、“政为天下之最”,隋文帝“因谓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朕即拜为刺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可行路径——从德国历史教育学改革模式谈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历史教育学启动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德国模式偏重于理论反思,旨在重塑历史学作为历史编纂、历史传授与历史实践统一体的特质.这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种超越“归化”和“并行”的“整合”方案.     

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     

论隋文帝并未施行科举制度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选官,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定论,并以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正月、开皇七年正月、开皇十八年七月发布的选官诏书为依据。这些选官诏书的内容竟与北周实施察举的诏书大致相同,却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大相径庭,既无新的考试科目,也没有叙述考试内容。通过对这三道选官诏书发布时间前后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杨坚之所以反复发布内容相近的选官诏书,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于杨坚为何继续沿用北周政权所实施的察举制度,又与当时中枢最高权力核心的人员组成、士族在该政权中的影响力以及关陇地区文化相对落后有关。杨隋政权在一段时间内选官制度仍然沿用北周政权的察举制度,并未实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     

传入日本的西方实证史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传入和影响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经过“日化”后再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史学, 已经留有日本的痕迹。但是,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 这些“实证史学”思想, 反而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史学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迭相兴替,世局混乱。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十六国时期的史学继续发展。并且,受民族、政治、历史传统等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体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特点。     

论隋代均田令的形成——隋代均田令研究之一

隋代是一个经济富庶的朝代,其经济富庶的原因主要是均田制的实行.然而,关于隋代均田令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许多同志沿续历史旧说,将隋代的田令与北齐的田令同等看待,认为隋代田令“皆遵北齐之制”,似乎二者之间毫无变化,只是照搬来沿用了一下而已,没有研究的必要.其实,这种传统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有必要研究商讨.笔者就隋代均田令的形成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请教于方家. 一关于隋代田令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皆遵北齐之制”,不仅唐初的魏征等人坚持此论,就连杜佑、马端临也这样讲.这一观点的提出和长期流行,否定了隋代     

学术传真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桑兵在《中国社会科学》2 0 0 5年第 1期上撰文指出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 ,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 ,其中社会学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而这方面引起的主要变动 ,便是民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努力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 ,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 ,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但要避免历史研究的初民化 ,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影响史学的潜力 ,如何回到历史现场 ,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钱钟书与词学　　…     

公元3—6世纪秦陇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秦陇地区的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从先秦到西汉,秦陇地区是史官与史家最为集中之地,诞生了杰出的史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史著。公元3-6世纪,在秦陇地区立国建号者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因以史求治和宣扬“正统”等政治需求,使史学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秦陇史学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史家群体的官方色彩、史学活动的官方色彩、史著内容的官方色彩,构成当时秦陇史学的区域性特征。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

以前我国史学界多注意历史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史学理论即关于历史学本身的理论的研究，致使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长期是一个空白。这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相混淆，甚至以历史理论来代替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就是“史学理论”在许多人脑海里根深蒂固，已成为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史学理论”内含的认识，影响了我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加大了我们与国际史学理论界的差距。新时期以来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史学研究的深入，带来了史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     

试论宋代的史学政策及其实质

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阶级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总目的和总要求,是统治阶级思想意志在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隋唐禁止私修国史政策的确立,从法律上划定了史学活动的禁区。宋代则在继承隋唐史学政策的同时,从根本上规定了史学活动必须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学方向,突出地表现出政策制度的专制垄断化和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其实质上就是把史书的著述和史学的研究纳入到封建专制统治的轨道,使史学成为维护政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因而,它虽然促进了史学的一时“繁荣”,但却严重影响了史学文化的品格。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而这方面引起的主要变动,便是民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努力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但要避免中国历史研究的初民化,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影响史学的潜力,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有位史学家用“史学要寻找自己”这句话,来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当多懂得一点史学的历史,这很深刻、很形象地说明了史学史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我对此表示赞同和敬意。今重读全毓黻先生于三千年代撰写、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深感它在“史学寻找自己”方面的草创之功,不仅未因历年久远而被淡忘,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反使它的“草创”越发显示出自身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向人们表明:史学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艰难而有意义的经历。     

隋唐公文的革新与演变

中国古代公文作为管理公务、临民治事的工具，是与华夏文明同步发展的。公文历秦汉魏晋，至隋唐而成熟。公文虽为应用文字，但在文人的笔下，却不仅使这一文体具有了文学性内涵，而且往往折射着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气的走向。一隋朝开国初期，受南北朝骈俪文风的影响，公文领域淫靡之风依然盛行。开皇四年(584)，出于政治上的目的，隋文帝下达了改革文风的诏书，由此揭开了隋代公文文体文风改革的序幕。诏令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强调公文写作实用的目的，力戒浮泛侈靡之风。为了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隋文帝采用了行政的手段，对于文…     

善喜、善藏与隋代敦煌佛教

隋代是敦煌艺术的重要阶段，在短短30余年间开凿了约110个洞窟，许多洞窟的艺术风格来自中原。文章对隋代敦煌善喜、善藏两名僧人的资料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同属崇教寺僧人，《莫高窟记》所记栽的善喜曾建造讲堂，当属崇教寺的寺内建筑，可能建于开皇十三年。隋代崇教寺资料显示，隋代敦煌佛教与中原存在密切联系。     

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为例的探讨

20世纪40至60年代,有许多人从中国大陆、港台留学美国,学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返回祖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定居工作,其中不乏一些历史学家.二战后他们逐渐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著作开始影响大陆,其中又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三位影响最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等历史理论给大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理念、新视野;他们运用的心态史学、口述史学等方法,促进了大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他们亦历史亦演义、生动活泼的写作手法,推动了大陆通俗史学的发展.美籍华人史学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给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佛道二教的影响与魏晋史学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使佛教和道教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政治功利基础”。而佛道二教的迅速发展,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纪传体正史、杂传、史注以及史学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在此基础之上促成了新的史学类别——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的产生。它在给魏晋南北朝史学留下了更为明显的“时代烙印”的同时,也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一种异于前代的独特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