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州银行业风险控制的三道防线

地处中国南部边陲的广州远离皇权中心而毗邻港澳、连接南洋等地,其金融历来自成一派。清末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众多的银行机构,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中央银行。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两次银行停业倒闭高潮中的第二次却是以广东银行的停业为标志的。目前,我国对民营银行的受理已全面开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和机构类型已全部开放。开办银行或成为银行股东于国人而言已是美梦成真了。而处在国民经济核心地位的银行,其经营的成败将会对一国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开办银行既需要资本更需要智慧。本文通过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再现了清末民国时期新型商业银行在广州设立时的艰辛、开业时的盛况、倒闭时的悲哀,进一步理清了广州银行业在排除道德风险、减少操作风险和消除信用风险中所形成的三道防线的脉络,为金融管理当局以及有志进军金融业的民营企业家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广州的金融抗战之失陷前夕大撤退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广州各银行为主体的华南地区金融机构即肩负经济作战之重任,以银行严整之阵容,运用金融之力量,与军事同时并进,贡献于国防和民生,在作出战时大撤退抉择后泰然自若,以极其简陋的交通工具成功突围,完整保存了华南地区金融的组织系统和金融实力。文章以第一手史料为背景,以全面抗战爆发到广州失陷为时段,从当时广州的经济金融秩序、战时产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实情等角度,剖析了广州金融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中消费文化的呈现研究

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州这座商业中心城市消费文化的繁荣。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经,以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前期、日伪统治时期、民国后期四个时期的重要商业报刊为节点,搭建一个考察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发展活动的经纬框架,探讨商业报刊通过新闻报道和广告等呈现出的广州市民消费文化、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景观及相互间的互动关系。     

民国时期银行家李铭的金融思想探析

李铭是民国时期杰出的银行家,也是浙商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银行业需要与外国洋行互相持股、吸收大量外商存款,实现国内金融资本与外资联姻,以此开拓外汇业务;他广泛投资实业,通过参股、收购并担任工商企业要职,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姻,促进近代浙、沪地区工商业发展;他主张银行购买和承销政府债券,同时担任政府与社会要职,实现金融资本与政府的联姻;他秉承金融信誉至上的理念和加强同业联合的思想,并积极致力于推动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文化建设。李铭的金融思想和经营谋略体现了中国近代金融资本家的智慧和敢于开拓创新的浙商精神。     

清末民国石印本《杨家将》鼓词综述

依据所收藏清末民国石印本《杨家将》鼓词14种,它们是清代鼓词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源流和流通方式来说,《杨家将》鼓词经历了从抄本、坊刻本到石印本、铅印本的演变过程,保存了传统民间说唱文学的珍贵资料,包括民间说唱的原始风貌、大量俗字、别字和方言词汇,对于传统说唱文学、小说和戏剧、文字学乃至民俗、出版史和绘画史研究都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     

朝鲜族国家认同历史个案研究——清末民国朝鲜移民郑安立初探

郑安立,朝鲜儒林人士,清未来华,民国初加入中国籍,从事过教育、矿业、排日活动、东北朝鲜人独立自治及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不同地域的官方高层张作霖、孙中山等也曾有过接触.他思想活跃,行迹与活动遍布中、日、韩三国.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都有其活动踪影.从其不同时期的重要活动可以看到,朝鲜移民中的儒林人士在华心路历程及朝鲜移民国家认同意识的特点.     

网络精确社交，你躲不过的风潮

你有你的社交圈子,我有我的兴趣图谱。在技术推动下,社交变得挑剔。近日Facebook上市,号称活跃用户高达9亿,止人不得不直视社交网络的急速进化。     

清末民国学人与历史正统论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命题、史学命题和思想命题。然而,晚清以来随着清王朝的衰颓乃至灭亡,学者们开始了对历史正统论的批判和反思。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章太炎、柳诒徵、蒙文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批学人,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正统论的起源、流变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作出了多种解读,这些解读其实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权重还是利重:1922年上海银楼业罢工风潮的取向

1922年上海银楼业工人罢工风潮中,劳资双方在阶级意识与传统观念、权力与利益的多重交织下反复博弈,在权与利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无论是劳方的诉求,还是资方的应对,都将权力放在首位,重权甚于重利.工方争取资方对工人俱乐部的承认,不仅反映了工人对自身弱势地位的高度认同,也表明了阶级意识的深化与阶级觉悟的提高,资方则宁可以有限的短期利益换取对工人权力诉求的扼制,以维护其在劳资纠纷中的话语霸权,继续占据强势地位.工方在银楼风潮中清晰地表达了阶级斗争取向,但阶级意识最后仍不得不让位于传统观念,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工人运动的艰巨性.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和特点

五四运动在广州的深入发展,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领袖人物,为广州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为广州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广州青年团是在共产党组织的指导下创建的,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党团合一,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是全国青年团工作最好的三个地区之一。     

民国时期清词选本考索

民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清词选本，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然而，迄今尚未有人对此予以全面的考察。通过汇辑考索知，断代专选类有37种，历代杂选类54种，地域类40种，闺秀类15种。对民国时期清词选本的考索，可以为清词研究、民国词研究奠定史料基础。     

清末民初文学变革与东北小说的文体构建

在清末民初的东北的历史语境下,传统与现代杂糅,在这一理性化背景下的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思想取向,即近代理性的渗透和现代性要素的培育,这是文学发生各种文体变化的思想背景,也是现代文学的生发根源。从文言、旧白话、欧化白话到现代语体,是清末民初二三十年间东北小说文体变化遵循的基本路径,发生了一系列包括小说观念、结构技法、阅读期待等在内的变化。外来小说的文体示范带动了小说体式、技法的变化,为东北小说文体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新式教育为新文学打造了队伍,培育了东北小说创作、阅读、传播各环节的新生力量,推动了东北现代小说文体的选择和养成。     

浅析清末民初宪政理念的思想渊源

清末民初宪政理念的形式是近代有识之士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救亡图存而师法西方的产物：从其产生的思想渊源看,既有对西方学理的借鉴,也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支撑分不开。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Learning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China Period

FromthetimethatLiangQichaobeganTraditionalChineseLearningin1902,totheWuxiSchoolofTraditionalChinese-LearningandtheInstituteofTraditionalChineseLearningatQiluUniversityintheearly1950s,uptothetimethatBeijingUniversityceasedpublic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LearningQuarterly,themodernstudyoftraditionalChineselearningpassedthroughahalfcenturyduringwhichtimevariousschoolsholdingdifferingviewsprevailed.Generallyspeaking,however,itwastheexchangesandfusionthathadtakenplacebetweenChineseandWester…     

民国时期的《大中》杂志叙录

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在北京出版发行的《大中》杂志的介绍和研究还相当匮乏。本文考证这份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的出版编辑情况,梳理其登载的内容,讨论其在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价值,指陈其编辑排版错漏,认为《大中》杂志不该被湮没,值得关注和研究。     

清末民初北京的外来人口探析

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族统治者首先圈占了北京内城,强迫城内汉族居民迁到外城或其他地方去,以安置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在北京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从此内城成为京师旗人的集中聚居区,旗人成为北京城内的永久居民。清初,内城八旗人口计约32万。……     

清末民初陕西司法改革初探

区域性地方法制状况是一个国家整体法制水平的缩影,理应成为法史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从清末民初陕西司法制度变迁可以较详细地考察清末由沈家本主持的变法修律活动对地方司法改革的影响。     

民国时期对朱熹政治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政治思想得到了多个层面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或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或从政策主张层面上,或从为政实践层面上,对朱熹政治思想作了全面的阐述.民国时期对于朱熹政治思想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从中国政治思想史角度的研究和阐述,以及多数学者对朱熹政治思想的正面肯定,对于全面认识朱熹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初等小学课程变迁考--以历史、地理、格致科为中心

1904年,清政府仿照日本学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历史、地理与格致科纳入中国初等小学课程体系。以京师为例,初小“三科”课程实施初具规模;然国情日艰,民基不稳,为配合预备立宪推广教育之旨,1909年学部上奏将“三科”一并纳入国语科。学部此次“己酉改制”实为宏济艰难,一开始便受到教育人士的质疑与诟病;1922年新学制将“三科”以自然科与社会科的形式重新纳入初小课程,这不仅是对教育规律与受教育者的尊重,也是中国新式教育逐步本土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