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

本文试图从天地、社会、人性三个层面,总体把握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及其与名教的关系.作者指出:作为言家口实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展现出自然“净化”名教、名教“同化”自然的思想历程和儒道双修、玄礼相济、名教与自然互补的理论倾向.清谈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被扭曲的人格行为,恰是玄学的悲剧意味所在.     

超越与回归:名教与自然——对嵇康思想的再认识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代表思想,但它并不能完全揭示嵇康思想的全貌.嵇康提出“越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但“任自然”的真正落脚点却在“归仁义”.他认为,先圣体悟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情,才创立仁义制度,行仁义于世.为了实现仁义,嵇康又提出践行礼法的主张.嵇康的思想以“越名教”始,以践礼法终,在这个循环中,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变得成熟.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他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的矛盾,是二者在逻辑起点上的对立和逻辑终点上的同旨,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其婚恋观、妇女观、忠孝观和释道观四个方面。     

名教源流的历史探讨和现代评价

名教作为名词是指由儒家所倡导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及礼仪制度,作为动词是指对处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实行的安于自己名分和地位的教化.名教源于孔子的"正名"说和礼治思想,其实质是以正名定分为核心,以教化为主要方法,以建立一个贵贱有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儒家理想社会.名教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两千多年,对维护大一统封建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戴名世法律思想探析

戴名世信守程朱理学,推崇礼教,以“正人心而维持名教”为己任.同时,他主张明刑弼教,严惩盗贼,维护社会稳定.他认为“经世之大者”,莫大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大声疾呼改革科举制度,以选拔真正的人才.戴名世的法律思想虽没有突破传统的范围,但为我们了解清初法律思想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实例.     

魏晋"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嬗变

魏晋幽深驳杂的历史土壤孕育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玄学家们通过审视魏晋禅代之际的历史经验与时代困境,提出了自己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儒道的关系问题)这一玄学主题的独到见解。王弼主张拨乱反正,"崇本以举末",试图摆脱名教异化带来的现实困境;阮籍、嵇康投身道家,崇尚自然以保全自身;裴頠则顺应现实,坚决维护名教;最终郭象统一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从而将玄学的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到达了魏晋玄学思想的顶峰。     

极陈形影苦,言神辨自然 ——形神之辩与陶渊明《形影神赠答》

魏晋形神之辩的展开为自然与名教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陶渊明在与慧远的相互辩论中对此一思想作出了更进一步的推动.具体而言,陶渊明运用"形""影""神"的三元结构来论证形神关系,同时也恰当地处理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然而,虽然陶渊明用一种超越性的自然观念来界定"神"的内涵,但他并没有更加清晰的说明形与神的关系问题.而这一思想的...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儒学渊源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继承了汉末清谈以来的儒家传统,其儒学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官方正统儒学思想;以<人物志>为代表的儒道会通思想;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玄学思潮,从中可探寻儒学发展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