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对策:论我国政府雇员制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区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用人机制。试行政府雇员制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府雇员制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社会背景。市场导向、能力本位、契约保证、绩效依据构成其完整的价值体系。政府雇员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我国一元化的公务员制度向多元化的公共管理发展。尽管如此,基于各种原因,政府雇员制在我国目前行政生态环境下面临着重重困境,迫切需要通过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加强政府雇员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以及畅通政府雇员与公务员之间的更新机制等方面来完善,最终走上本土化回归之路。     

政府用人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政府雇员制

现行公务员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政府雇员制作为一种全新灵活的用人机制,弥补了现行政府用人制度的不足。它在政府用人方面引入了市场化运作和契约化管理,成为政府用人制度完善的有效途径。     

催生政府雇员制的肇因分析

政府雇员制作为我国政府部门引进专业人才的举措之一,以灵活的制度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人员组成结构、节省行政成本等因素成为催生政府雇员制的现实肇因;而我国现行公务员制度的非理性因素则成为催生政府雇员制的制度肇因。     

我国政府雇员制的实施效果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以制度为依托,人事管理制度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关键环节,关系到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效率。政府雇员制作为对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一次探索,对我国传统公务员制度的一种创新,把市场用人机制引入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政府依法高效行政。但自政府雇员制改革推行以来,实施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时期,针对政府雇员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法律依据缺失、配套制度不完善、实施缺乏推动力、合同管理约束性差等问题,应当从深入政府雇员制理论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及管理制度、加大政府雇员制度推行力度、明确政府雇员的权责利、理顺制度与制度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进。     

我国政府雇员制研究综述

政府雇员制并非我国首创，而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学来的“舶来品”。早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率先采用雇员制。我国政府雇员制的推行始于2002年6月，由于我国公务员制度缺乏高端人才引进机制，导致我国各级政府大量缺乏信息技术、国际金融、法律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人才。为摆脱这一困境，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条件，引用市场机制吸引优秀专业人才。吉林省出台《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首开政府雇员制先河。随后，长沙、珠海、无锡、芜湖、深圳等地纷纷尝试政府雇员制。     

“聘任制”的核心不是“聘任”一些公务员

广东省在“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管理体制，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试行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增强公务员管理的弹性。     

城市低保离“应出尽出”有多远？

对于城市失业下岗人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政府曾经郑重承诺“应保尽保”,以使因失业下岗而生活受到威胁的城市居民得以保持基本生活的稳定。然而,这样的补贴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酝酿多时的《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日前已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城乡低保将贯彻“应保尽保、应出尽出,避免养懒汉”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条例(草案)》能否真正解决低保“进来容易出去难”的老大难问题?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