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新论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是高启生平事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未有定论。经过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取得以下结论:高启此行乃是去参加至正十九年在杭州举行的科举考试。弄清高启吴越之游目的,对研究其生平思想、政治态度至关重要。     

李颀籍贯考辨

李颀作品中有近20首诗涉及颍阳和嵩山，“我本家颍北”更明确指出其家乡的具体位置；在唐代，颍阳、嵩阳和登封是有复杂关系的三个地名；东川作为行政建制是在李颀死后才有的。通过考辨，文章认为李颀郡望为河北赵郡，籍贯为唐时河南府颍阳县，即今河南省登封市颍阳镇；东川乃李颀归隐颍阳的一别业名称而已。     

高启吴越出游事迹考辨

文章从《昊越纪游诗序》来源和高启行踪两方面考察,认为至正戊戌、庚子间,高启出游昊越之说乃金檀伪托。其出游实际可考为两次,一次应在至正十八年（1358）戊戌十月二十左右至十九年己亥正月十五之前一段时间,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间。     

关于日出之地的传说与考辨

史籍中有许多关于日出之地的传说,但这些传说有相互矛盾之处。笔者将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资料结合起来,认为该类传说大致可分为日出山地、日出水中及日出树上等三种。文章剖析了各种传说产生的大致时代、历史背景及产生原因,揭示了日出之地传说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李颀诗歌的佛教意趣

李颀拜谒名僧,栖息寺庙,熟悉《楞伽经》、《法华经》。其诗作包含佛教思想因素,追求空寂清净、忘却名利色相的境界。诗人在咏叹佛门物象的诗歌中,化用《法华经》物象譬喻的方法阐述己见,把佛门物象作为捕捉诗兴的契机。     

李颀的道家思想与玄理诗探析

李颀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一位重要诗人,其思想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形诸诗篇,便形成所谓的"玄理诗".李颀玄理诗,一方面通过想象表述了道士们的神秘生活及神仙面貌,流露出对道教神仙的钦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自身体验,提炼出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极具警世价值.     

论李颀的边塞诗

李颀边塞诗数量少，质量高，内容丰富深刻，几乎包容了唐人边塞诗内容的全部。本文从四个方面，较详尽地论述李颀边塞诗内涵的丰富     

李颀边塞诗论辨

李颀没有亲历边塞。《百花原》亦非李颀所作。其边塞诗只有五首,既有非常优秀的,也有相对平庸的,数量和质量都比不上高适、岑参、王昌龄的边塞诗,不宜评价过高。李颀边塞诗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艺术特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梁园之游：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始足之旅

梁园之游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盛事。它虽然出现在文学尚未独立于经史的西汉初年,但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始足之旅。梁园之游对后来出现的文人群体创作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游,西晋石崇等人的金谷园之游,以及后世文人的群体创作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梁园之游的某些特征。     

李颀籍贯居里的考释和辨正

元人辛文房据“东川别业”之名而定唐代诗人李颀为“东川人”,近人因之有东川即“四川三台”与“云南会泽”之说。马茂元、谭优学、傅璇琮、姚奠中等人又先后有东川别业所在地的“许昌说”、“巩县说”、“颍阳说”、“东溪说”。其实李颀的郡望和祖籍在赵郡,实为唐河南郡登封县人。     

吴越兴亡

吴越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前期是个空白,春秋后期始见记载。吴越的活动地域在太湖流域。从地下发掘材料看,这个地区的文化还是很悠久的。这一地区自然产品丰富,但它的社会组织松散,基层存在许多农村公社,这应当是吴越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水与中华区域文化——以吴越文化为例

水对中华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水文化的发达,是吴越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造就了吴越之地发达的水稻文明;河湖密布的水环境造就了吴越发达的船文化和渔文化。魏晋以后,伴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人和中原先进文化的植入,江南一改原来的“荆蛮气质”,迅速结出了“苏湖熟,天下足”和“文化渊薮”的硕果。吴越之地民风民俗从尚武到崇文,从刚猛到柔弱的巨大变化,究其原因,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鲁迅与吴越文化

从地域文化角度解读鲁迅的文学创作 ,解读鲁迅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本文简述了鲁迅故乡的吴越文化特征 ,分析了鲁迅对浙东越文化的感悟、认同 ,及其在现代文化思想启迪下对吴越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升华     

《礼纬》、《乐纬》合论

《礼纬》、《乐纬》是纬书中的两种。由于古代乐学是从属于礼学的,因此,《礼纬》、《乐纬》可以放在一起研究。通过对西汉礼学的考察,可以知道《礼纬》、《乐纬》的形成与二戴礼学关系密切。在思想内容上,《礼纬》、《乐纬》主要记载了很多古代的礼乐制度和作用。《礼纬》、《乐纬》认为,礼乐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的形式而在于它们观得失之效、反人道之正的作用。     

唐君毅礼乐思想探析

礼乐教育是传统儒家道德人格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在道德严重滑坡的现代社会,重新发掘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礼乐教化的现代开展路径,其理论的终极指向是通过对礼乐精神的培养重建中国人的德性生活。     

《越绝书》作者考辨

宋代以后,《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传统说法得到了质疑,明代杨慎用析隐语法定为东汉袁康、吴平,清钦定《四库全书》袭杨慎之说,似乎成为定论,但质疑之声不绝。我以为,《篇叙外传记》的最后一段所谓的隐语文字可能是宋代以后文人所加,《越绝书》“成非一人”。     

李贽与《三国演义》

学术界虽在不断地探讨李贽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但其究竟如何,至今仍有待探讨。文章虽亦以此为题,但目的却不在于明确其中所存的纠葛,而是借此讨论更加明显地揭示出的相关问题。同时,还要考察李贽的评点理论与其在《三国演义》演变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李贽评点的特色在于童心、发愤、娱乐、疏通之精神,也可以称为是以心学为基础的明末思想潮流中显露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目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似乎已经被认定为非李贽所著,但李贽的思想与评点对同时代的叶昼与晚一些的毛宗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其间存在的各种微妙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详细考证①。     

王维转官吴越考略

在王维一生的宦历中,"转官吴越"是其一次重要的任职行为。王维此行始程于开元十八年秋天的长安,经洛阳、郑州,顺运河而下,抵京口,至会稽,达"穷边"台州,任职于黄岩。翌年春天,辞官告归,由江宁逆长江西上,于浔阳小作停留,然后再由夏口经汉水至襄阳,为孟浩然写真,并创作了著名的《汉江临眺》诗,旋北归长安。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