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叶以来,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各国越来越注重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澳大利亚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重视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后来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做出了重大变革,成为澳大利亚近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的特色.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不足,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制度和学习澳大利亚注重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精神及制度安排,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参诉问题。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善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刑事被害人的很多 诉讼权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从目前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进行完 善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以便为日后修改《刑事诉讼法》提供参考。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及其权利保障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被害人地位及权利的法律保护存在的缺陷 ,基于刑事审判程序公正、正义的最低标准 ,应该保障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保障被害人获得实际赔偿的权利 ,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 ,实现对被害人保护的整体性和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全面参与 ,完善对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重新定位的必要性分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的国度里,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差异很大,然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已成为国际刑事诉讼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所以,确立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已是国际刑事法学界的共识.本文从比较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国度差异,着重分析了我国对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重新定位的必要性.     

我国公诉制度中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失衡问题研究

根据犯罪侵权后果的二重性,以博弈论理论审视我国公诉法律制度,其存在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失衡问题,突出表现在诉讼地位、立撤案程序、定罪量刑程序、刑罚执行程序、司法救助等五个方面.究其因,在于立法理念上仍受限于国家追诉主义影响以及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理论准备与实证分析还不足够等因素.为改变公诉制度存在的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失衡情况,文章提出了建立均衡保护的理念要赋予被害人以充分的博弈机会;在控、辩、裁“三方构造”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改变被害人权利“被代表”的地位,使之成为诉讼构造因子,建立起刑事诉讼的“3+1”构造模式等,进而指出在赋权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证受害人权利的限度问题.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参与权之完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成为实现国家刑事诉讼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的重视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保护被害人程序性权利方面,与西方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相比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应当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浅析

保护刑事被害人,给予其恰当的诉讼权利是追求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各国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已逐步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因而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亟待实施。     

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再认识

我国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到当事人地位,这更好地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但学术界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不同看法,有完全肯定的,有完全否定的,也有既肯定又否定的。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在法理上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我国刑诉法应该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使其当事人地位名实相符。     

被害人参与庭审诉讼问题研究

我国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与国外的发展情况有较大差距,法律对刑事被害人保护的规定还存在着很大缺憾,实践中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还存在许多问题,与全社会对犯罪人人权的日益关注和改善相比,刑事被害人仍是一个被轻视的社会群体。为此,应从两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落到实处,二是进一步完善被害人参加庭审诉讼的相关权利。     

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司法适用问题

刑罚执行阶段也属于"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不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主体.妨害的只是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证据的,不构成该罪.威胁、引诱被害人改变陈述的,不构成该罪.改变后的证言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不构成犯罪.故此,该罪名的设置不具有必要性.     

论刑事和解的本土化与制度构建

近年来,伴随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和当前各国刑事司法的滞后,传统意义上国家对刑罚权的独占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对被害人、犯罪人全面保护为其根本目的。刑事和解制度通过各方对程序的有效参与,营造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可以消除隔阂,抚慰被害人的心理。而犯罪人也可在承认错误和进行社区服务的过程中提升重新与社会结合的能力。总之,刑事和解可以弥补被破坏的社区关系,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恢复社会的和谐状态。本文通过对刑事和解的基本涵义与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必要性进行论述,进而对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出了可行性方案,使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犯罪被害预防的价值与路径

被害预防是一种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视角的犯罪预防。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机组成,也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被害预防是在分析犯罪被害因素,总结被害规律的基础上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犯罪被害因素有被害社会因素、被害时空因素和被害人主体因素,其中被害人主体因素是对犯罪最起作用的因素。被害预防的路径是：被害预防意识的培养;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法律制度;组建被害预防的专门机构。     

论货币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惩治货币犯罪的立法存在缺陷,如没有将＂变造货币＂作为出售、购买或运输假币等罪的犯罪对象,持有、使用假币等罪的立案标准过低,没有把制造、提供制假设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没有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规定不同的刑事责任,没有将单位作为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主体,缺乏对货币犯罪被害人利益的保护等。建议修改法律降低立案标准,将变造货币作为犯罪对象,增设非法运输、携带假币印版、印模罪等相关罪名,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细化刑事责任,扩大单位犯罪主体范围,加强对货币犯罪被害人利益的保护等。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论纲

在现实中,一些被害人在受到犯罪的侵害后,因未得到任何赔偿,从而使生活陷入困境之中.虽然侵害的结果是由犯罪人造成的,但是,国家对公民权益保护的欠缺也是其原因之一.因此,国家应给予被害人一定的补偿,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然而,目前我国尚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专门立法.鉴于此,我国可以从基本理论入手,分析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的理论、立法及司法经验,建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更好地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初探

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事审判司法实践中已适用得相当普遍,而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却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如何突破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阻碍,使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是司法实践中应高度重视的紧迫问题。针对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和司法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未成年被害人犯罪人化的原因探析——兼谈被害之预防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而未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比例是由被害人转化而来。国家有义务在预防未成年人被害方面有所作为,采取宏观预防措施。大量的未成年人被害事件都表明除了犯罪人的责任外,对未成年人保护中的疏漏和未成年人缺乏防范意识是造成其易遭受犯罪侵害的主要原因。预防被害还可以通过增强公民的防范意识和改变环境中易于诱发犯罪的因素来实现,其中公民自觉防范犯罪侵害是最为主动和积极的。     

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的思考

为从法理上探讨刑事被害人的经济困境，运用价值分析和类比分析方法，对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分析，并对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论证。分析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在解决刑事被害人经济困境问题上作用不大，但只要对其稍作改造，则可以发挥大的作用。同时认为，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坚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和方便刑事被害人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