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     

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转变的主观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不满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进行多番劝说无效以后,被迫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蒋介石,为什么会答应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在短时期内其对内对外政策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此问题,过去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原因这一方面,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就体现为一个“逼”字。似乎是由于人民的逼,中国共产党的逼,手下将领的逼,日本帝国主义的逼,再加上西安事变张杨这一致命的逼,蒋介石也就终于被逼着改变政策了。由于他的这种转变又恰好是在西安事变,这就使之显得更为被动,使研究的结果也显得较为合理。不可否认蒋介石的转变是被迫的,上述的外部原因也确实是促使其转化的重要因素,但试想,在西安事变的短短十多天里,蒋介石能够如此快地改变一个如此重大的国策,却又没有原有的思想基础,那是可能的吗?如果说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浅论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蒋介石在处理“一二八”事变时推行的误国方针,是不抵抗政策的继续,其后果则直接断送了淞沪抗战的大好局面。     

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历史考察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国民党政府处理内外事务关系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的推行,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但这一政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探讨这一政策的转变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攘外必先安内”的本质和进一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思想,中日关系史和国共关系史。     

试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一贯坚持的反动政策。在这个政策指导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东北事变时,他正坐在兵舰上前往南昌坐镇指挥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对日本侵略者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命令东北军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结果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撤到山海关以内,日本侵略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不久,蒋介石又把东北军调到南方参加“剿共”。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在甘肃环县以北山城堡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击国民党军队追击围攻的战役,即闻名史册的山城堡战役。此役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嚣张气焰,稳定了西北的局势,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更加坚定了与我党联合抗日的决心,使他们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本文对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爆发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蒋文祥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以及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之类的论著已经不少，他们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有力调停者，确实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作为事变主要受动者的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可以说至今还...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剖析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剖析季云飞“捷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前五年间，处理日本对华侵略与国内矛盾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长期以来，国内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政策的评价语焉不详，仅仅简单冠于“反动”两字。近年来，虽偶有论者对这一政策...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华北事变后的中国政局

1935年的华北事变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西安事变的发生 ,其历史必然性则在于华北事变所造成的中国政局的巨大变化。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一步阐述。指出 :张学良、杨虎诚的历史功绩 ,实际上正是他们适应了政局的变动 ,抓住时机 ,发动事变 ,最后在各方努力之下和平解决了事变 ,从而扭转了蒋介石的对内政策 ,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     

论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尖锐对立的“戏中之戏”里,何应钦扮演了主角。他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勾结日本侵略者,挑起新的内战,以便乱中(?)取更高的权力,使南京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转向亲日、反共。为此,他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蒋介石和何应钦本人以及台湾学者的一些史著外,几乎有关的著述中都认为,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并以一得之见,就教于方家。     

试述抗战时期国人的西北开发观

30年代初 ,日本侵略者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直接威胁华北及东南沿海一带。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内陆地区对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开始拟订各种西北开发计划 ,并着手付诸实施。但不久 ,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以“追剿”红军的名义伸入到西南地区 ,西南大多省份随即受到中央直接控制。由于西南的局势较西北更易掌握 ,且建设的基础、条件也远非西北所能及 ,因此西南的建设逐渐取代了西北开发的呼声。“七·七”事变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 ,由于重庆为陪都 ,并且西南地区有滇缅公路等国际交通要道 ,“国人始终把西南后…     

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在部分国民党元老和部分黄埔将领的支持下,出任“讨逆军”总司令,力主武力讨伐西安。对此,史学界几乎众日一辞地认为,何应钦这样做,是为了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如何评价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的行为,不仅涉及到对何应钦本人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其他有关问题和有关人员的评价。本文试图将何应钦在事变中的行为与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第一、应该承认,何应钦在事变开始时的确有取蒋而代之的意图,但何应钦十分清楚,他无法…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对蒋方针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非常想把蒋介石弄到延安审判，但莫斯科坚持反对这样做”，①把蒋介石的释放归结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逼迫。国内则往往以“毛主席英明决策”③一语来概述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蒋方针的过程。拙文试图就接触到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探讨毛泽东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系，一则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二则说明制定和平解决方针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毛泽东在时局转换中审时度势，几经调整才寻求到了解决事变的最佳途径，从而…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6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便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     

“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

宋庆龄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妇女领袖之一。她一生兢兢业业,无私无畏,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国人民立刻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宋庆龄当时处在白色恐怖十     

浅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态度的演变

“对日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下执行的一条对日投降卖国政策。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即一再电令东北当局和张学良对日军的挑衅“宜隐忍自重”,“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对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命令,张学良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服从,而且在行动中绝对执行,命令东北军遇日军挑衅,不抵抗或躲进兵营,并收缴士兵军械,存于库房,甚至在获悉日军要发劝事变后亦未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张学良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方面是受蒋介石“不抗日”的影响。张学良在“抗日须全国一致”的思想支配下,担心在政府不抗日情况下,东北军假如违令抗日,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