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第三条道路、英国实践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通过促进就业、注重人力资本投入、推行终身学习政策、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效用等社会保障措施,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主导、社会化的市场运作与加强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要义、实践经验与路径选择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色。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构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地方探索,漳州市城乡网格治理创新模式在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要义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治理现实形成了治理空间的城乡融合、治理主体的无缝对接、治理面向的社区在场、治理工具的技术赋能等地方性经验,丰富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个案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着眼技术向善赋能、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等路径有助于纵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第三条道路、英国实践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通过促进就业、注重人力资本投入、推行终身学习政策、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效用等社会保障措施,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区域性贫困治理的道路选择——国家、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的重难点在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治理问题。关于区域性贫困治理的实践,存在三条治理道路,分别为以中央为主导的资源直输式贫困治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资源整合式贫困治理,和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资源反馈式贫困治理。上述三种治理路径,均以国家的资源输入为前提,但是在作用主体、实践理念、实践绩效和实践困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国家、农民和市场三者关系的配置上的不同。只有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才是治理我国区域性贫困问题最为有效的路径。     

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以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分析对象

从总体性治理到综合治理是建国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基本脉络,也是转型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革的主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透视转型中国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最佳窗口。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经验来看,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成长是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同时,国家治理方式的演变也为社会成长创造了更有效的政治空间。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就是如何在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构建与成熟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弥散型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     

着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水平——《政府治理创新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社会治理创新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评介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一个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实践问题,又是一个具有深刻创新内涵的重大理论问题,理所当然成为学术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在当前为数众多的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研究——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要求上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立场必须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一立场来源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在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不同内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改革开放的评判标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社会发展理念,这些具体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反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思想表现更具时代性、导向更具目标性、需求更具多样性、落实更具艰巨性。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我国人民主体地位不动摇,以增...     

国家、市场与社会作用之比较研究——以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为例

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力量小,市场功能不足,表现出公平有余而效率不足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从英国社会保障发展历史,英国福利观念演变,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英国社会保险模式,英国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英国社会保障经办机制等六个方面得以体现.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有四点可以借鉴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突出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和加强第三部门作用,实现社会保障资金增值多样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国无信则衰",构建新时期的政府公信力体系,不仅是实务界的实然需求,也是学术界的应然回应.有鉴于此,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将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依法水平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外衍潜变量,建立起政府公信力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治理能力外衍潜变量正向显著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外衍潜变量正向显著影响政府公信力.为此,应构建职责分明和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整体质量与细化服务评价指标、优化政府机构职能与推进集成服务改革、创新政府治理制度与促进政府与社会良序互动等优化路径,以期反刍实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公信力体系的构建提供学理支撑.     

三个“没有变”的提出、内涵与意义——兼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没有变”,即中国的基本国情（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际地位（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变。三个“没有变”其内部和整体都构成了语言表达精准、思想内涵丰富、传播使用广泛的命题。在“没变再（新）解论”看来,只有既赋予“没有变”新解释,又认清细微“变化”新特征,才能深入理解这一用中国现实制度管长远的论断。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来全方位考察三个“没有变”的提出历史,根据时代条件、中国实际、认识发展,对其具体内涵加以宽领域诠释,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才能多层次地剖析三个“没有变”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国际影响。     

积极责任型代表、协商能力与乡村社会协商民主有效——以浙江龙村为个案

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具备相应协商能力的协商主体。精准识别有效的协商主体与建构适用的协商能力框架,是准确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协商民主有效的重要视角。从主体角度看,高参与性—强公共性的积极责任型代表是乡村社会协商民主有效的理想类型;从能力角度看,积极责任型代表需要具备“高质量协商能力”与“外部效应实现能力”,两种能力的不同组合及其内部要素的具备情况,会导致不同的乡村社会协商民主有效性。当前,甄选积极责任型代表并促进高质量协商能力与外部效应实现能力全面均衡发展,将是今后乡村社会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