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在先秦时期初步形成,历经汉唐的发展,至宋代基本定型.明清两朝,国家的政策重在继承,而民间社会救助事业(慈善事业)渐趋兴盛.各种民间救助组织的存在,弥补了官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救助了大量困难人群,在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官民合力"模式,使得明清时期传统社会保障体系更趋完善.     

礼乐视野下的清代地方官府演剧初探——以直省地区的府厅州县为考察中心

本文尝试从戏曲与礼乐文化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清代地方官府演剧的戏曲史意义.文章认为,清代地方官府的戏曲活动主要有祭祀演剧、万寿庆典演剧及署宅堂会演剧三种类型;这些戏曲活动虽然功能、特点各异,但从礼乐视角看实际上都是一种配合地方诸礼而演的"乐";而各地官方仪式用乐的戏曲化,既是清代礼乐与戏曲交互发展演变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对清代戏曲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辽宁锦州龙台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6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锦州龙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包含有青铜和辽金两个时期的遗存,其中青铜时期遗存发现有两座灰坑,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辽金时期遗存发现有四处房址,23座灰坑。此次发掘为研究小凌河流域历史变迁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雷州方言流行歌曲中的民间音乐元素

雷州方言流行歌曲是一种以原汁原味的雷州话为歌曲语言的地方音乐文化,它融和了大量的传统雷州民间音乐元素:原样借用传统雷州歌唱词、曲韵;借鉴雷州歌谣的念白、雷州歌的唱法和演唱形式;融入雷剧的表演;融合雷州音乐乐器伴奏等。这些元素的运用使雷州方言流行歌曲逐步上升至一个文化传承的领域;它们在相互融合中,彼此可实现自身的艺术魅力、艺术价值,进一步创造出全新的音乐文化。     

文物活起来的文艺新表达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艺创作,不仅是"十四五"艺术创作规划的要求,也是国有文艺院团发挥示范性、导向性、引领性作用的应有之义.前不久,《国家宝藏·展演季》以前三季的81件国宝广邀各界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揭榜",围绕国宝展开创作表演,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文艺新表达、深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深刻启发.     

先秦"瞽矇文化"与陕北说书

中国古代说唱伎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瞽矇文化",其集中体现为盲人乐官制度.先秦之"瞽"由"巫"演变而来,呈现出职业化、伎艺化、仪式化的特点.春秋之后,礼坏乐崩,"瞽"被"优"所取代,失去宫廷音乐主角的地位,淡出朝堂,泯入民间,成为以说唱谋生的盲艺人.陕北说书,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文学,受地域环境、传承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至今仍保留着上古"瞽矇文化"的遗存.堪称民间说唱文学的"活化石",对我们认识传统说唱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习惯法视角看明清徽州乡土社会自治——兼论对当前村民、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明清徽州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在以国家法为主要调整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形成了以民间习惯法为主要补充规范的乡土社会自治模式,为明清徽州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和徽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清徽州民间习惯法文化和当时国家法在功能上的互补和冲突,对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构建和谐世界:民间外交的作用

高度重视和成功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在构建"和谐世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民闻外交同样能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重视发挥民间外交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民间外交的特点和优势决定的.     

百舸争流千帆竞 辽河航运尽繁荣

正航运是大江大河的功能之一,辽河作为辽宁人民的母亲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北上溯辽河直抵辽阳的记载;辽、金、元三朝,都有"运槽辽东"的记载;明清时期,辽河航运达到顶峰,一度出现了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繁荣景象。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康熙年间,清廷为运送军粮,抵御沙俄侵略,特意在巨流河渡口、乌喇(吉林省境内)等地分别建造百余艘官船,作为运送军粮专用船只。同时在     

在"爱美"与职业化间穿行——中国现代演剧社会生存状态研究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话剧被引入中国,由于中西戏剧不分属于不同的演剧体系,承担着"新民"重任的现代话剧不公需要在舞台美术、表演、观演关系等方面开拓,以建构起现代演剧体系,更需寻觅异于传统演剧的社会生存状态.现代话剧起始于业,[内窖摘要]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话剧被引入中国,由于中西戏剧分属于不同的演剧体系,承担着"新民"重任的现代话剧不仅需要,     

论传统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中包含着健康的内容 ,也含有消极的因素。民间信仰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要影响。健康的民间信仰保存了大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消极的民间信仰存有大量封建迷信的内容 ,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只有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 ,做好保留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工作 ,才能使民间信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京津冀方志所见民间演剧史料辑考

在清代及民初所修的京津冀地区志书中,有一些关于民间演剧现象的记述,分布在"岁时民俗"、"民间文艺"、"冠礼"、"丧礼"、"祭礼"等篇章中。这些史料,对于研究旧时京津冀地区民俗与戏剧搬演的关系,考察京津冀民间戏剧的活动状态以及其它剧种在京津冀民间的播衍,特别是探究中国古代民间戏剧演出史和古代剧场的形式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时代民间外交蓬勃发展的动因

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舞台上民间外交蓬勃发展。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为民间外交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增多并且功能强化，是民间外交主体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形成，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全球治理”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信息公开化和便利的交流手段为非官方组织或个人参与外交提供了技术支持。民间社会不仅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还是民间外交的力量源泉，在参与全球治理、保护弱势群体、抑制世界强权、治理“民主赤字”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现代外交的公开化、民主化趋势为民间外交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研究

研究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推进中日合作经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妈祖文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使者,从明清时期起,通过册封使往来、海上走私贸易、中国移民、进香交流等路径传播至日本,并与日本佛教、神道教等本土宗教文化融合,成为日本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受各种因素影响其在日本影响力逐渐下降,今后可以通过挖掘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交流历史和现今遗存,提升其在日本的影响力;通过推进妈祖文化产业合作开发、重塑其的桥梁纽带作用等措施,推动妈祖文化为中日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继续担当民间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从而推动两国的"民心相通"进程,实现共同发展。     

明清时期山海关的姜女庙与孟姜女传说——以朝鲜燕行文献的记载为中心

明清时期山海关的姜女庙主要是官方控制的教化之所,宗教性功能则由周围的观音殿、催生娘娘庙等承担。姜女庙的空间布局、神像、楹联、壁画等都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官方碑记整合了民间的故事,确定了山海关孟姜女传说的基本框架,民间的表达则见缝插针地渗透进去,在寻夫、殉夫等情节上出现了一些变异,官方、士大夫的权威与民间的创造性和谐共存。结合明清地方史料,朝鲜燕行文献的记载不仅有助于梳理明清时期山海关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的流传和演变情况,更能呈现孟姜女传说的演变轨迹和多样性。     

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民间信仰具有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与文化控制作用。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文化控制功能不仅具有共时性特征,而且具有历时性特征。由于民间信仰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故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其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的最高神为太一,但各地信仰的主神又各具特色。这一方面表示民间信仰并不与国家祭祀同步叠合,另一方面又显示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小文化传统处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具体来说,王朝早中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对和谐的一面;王朝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显现出对立的一面。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海陆丰赛会演剧考

赛会演剧这一古代文化现象在粤东海陆丰地区至今延续。早在元明之际海陆丰民系形成之始,迎神赛会、演戏酬神习俗已随闽南移民带入,至明中后期及清初,在一些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的通衢大邑,赛会演剧已经蔚然成风。所演之剧早期多为竹马戏、钱鼓舞、白字曲、英歌舞等民间歌舞小戏,后来随着外来南戏正字戏的流行以及白字戏的形成,祭祀演剧渐由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等职业戏班唱主角。     

论晚清宫廷演剧中昆腔剧目的变化——以汤显祖“临川四梦”为中心

晚清宫廷演剧中昆腔代表性剧目的变化极具典型性,显示较强的生命力和调适性,彰显继承、补充和兼容等多重戏曲史意义。本文爬梳清代宫廷演剧相关文献资料,以汤显祖"临川四梦"等昆腔代表性剧目为主要例证,围绕以下三点展开论述:其一,昆腔剧目内容的变动;其二,昆腔剧目比例的变动;其三,昆腔剧目变化的戏曲史意义。     

中国奴隶制残余在封建社会内的长期延续——从一个侧面看历史发展的复杂现象

中国的奴隶社会何时结束,封建社会何时开始,学术界历来分歧很大。本文考察了自西周至明清各个阶段的奴隶制状况,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西周、春秋时期奴隶制虽有各种表现形式,但在社会生产中居于次要地位,当时已进入以封建生产方式为主的封建社会;战国、秦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奴隶制残余在封建社会内又出现畸形增长;魏晋至明清时期一直遗存许多奴隶制残余,其中北朝、元代和清代奴隶制还一再有所强化。它深刻地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一个新的杜会制度诞生后,旧制度总要顽强地残留下来。本文从探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奴隶制状况着手,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发展作了宏观的辨析,它充分揭示了社会变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