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危机及其根源

围绕环境危机所展开的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 ,既有积极的意义 ,同时也存在着理论上的误区。这个误区主要表现为 ,这种文化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自然的科学理解 ,并导致了对几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积极成果的否定。环境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在利益上的相互冲突 ,使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性质 ,这是环境危机难以克服的社会障碍     

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危机

本文针对理论界围绕环境危机而引起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 ,在明确界定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的基础上 ,分析了它在环境危机的产生和解决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并对如何正确引导这一价值观提出了独到的思考。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环境危机的凸现

今天,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环境危机。环境危机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的个体本位思维方式支配下的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物。我们有必要追溯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从人类理性出发,探讨环境危机的根源;从人出发,以人为本,探求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欧洲文化危机根源——胡塞尔晚期思想中的一个哲学问题

胡塞尔认为,欧洲文化的危机是与人们对古典理性的偏离不可分的,这种偏离的直接后果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所以,所谓欧洲文化危机的根源其实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危机,而要拯救这种危机,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一种“超理性主义”哲学。     

欧洲文化危机的根源——胡塞尔晚期思想中的一个哲学问题

胡塞尔认为 ,欧洲文化的危机是与人们对古典理性的偏离不可分的 ,这种偏离的直接后果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 ,所以 ,所谓欧洲文化危机的根源其实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危机 ,而要拯救这种危机 ,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一种“超理性主义”哲学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后工业时代危机的应对——日本核泄漏引发的警示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过渡时期,后工业时代的优越性已经为我们所领略。但人类在享受后工业时代带来的便利和利益的时候,却忽略了历史的惯性作用。后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受历史规律的制约,它仅仅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间天堂。它自然继承了前两个社会阶段的所有矛盾,这些矛盾关系再经由后现代社会时代特征的催化,必将会带来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加难以解决的危机。此次日本的核泄漏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我们不仅要应付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还要感受后工业时代危机已到来的紧迫。寻求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文明形态已成了当务之急。     

表征难题与理性危机

对科学知识的表征性语言描述,使“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陷入了一种“理性的危机”,即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实在论把科学家看成是“理性傀儡”或“规范傀儡”,而社会建构主义却把科学家变成了“利益傀儡”,结果使科学研究陷入不可自拔的认识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实在的“方法论恐惧”之中。     

循环经济——人类的理性选择

对循环经济兴起的缘由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循环经济的本质;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在追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深入剖析这种理性选择背后的经济方面、制度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可知循环经济的兴起是这三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伦理

构建可持续发展伦理学是把保护环境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的重要举措。为此,必须吸收环境伦理学的核心观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同时摒弃环境伦理学所隐含的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可以无所作为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下观点:道德行为包括敬畏、感恩、平等、互惠、同情、呵护等层次;保护环境是人的义务,开发自然是人的权利,两者辩证统一;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体、群体利益,要及时对环境损失进行补偿;只有以科学技术为工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浅谈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经济全球化危机的应对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走势和国际贸易发展方向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各国之间关系开始由竞争转变为深入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抑制金融风险,促进各国贸易发展,及解决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均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化解经济全球化危机的诉求,首先要寻求多方的深入合作,其次积极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细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最后加速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为全球经济发展增加新的活力。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构建天人和谐

“人类中心主义”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这一理论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然而也逐渐带来日益激化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践和理论都表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指明了方向,天人合一思想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形成新的价值观,指导我们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走进可持续发展文明。     

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危机公关策略分析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为人所知,并且由于网民可以随时根据自己所了解的信息而不断追加相关内容,使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当前,我国政府在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危机事件时还存在着缺乏网络危机公关意识、网络信息控制和引导手段单一、公共危机公关法规不完善、缺乏专门的危机公关机构和人才等现实问题。政府危机公关能力既涉及政府形象,又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公关的特殊性,构建有我国特色的政府危机公关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这既是树立政府正面积极形象的基础,也是我国政府解决公共危机的前提。     

回归理性:生态危机下的理性自觉与现实建构

生态危机下的生存困境正是人类行为失范的后果.人类应坚持辩证思考和理性分析,对失范根源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人的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是辩证统一的.同时,人类也未能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行为的指针.人类行为必须回归理性并进行生态文明的艰难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均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建构,既离不开民众生态意识的觉醒,也离不开政府和企业时生态社会责任的担当.     

环境伦理的代际维度——“人类世”中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能性

环境伦理学自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非人类中心论"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向度。然而自21世纪初,国际地质学界主张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指出人类活动将持续对地质气候产生重要影响。这使得"非人类中心论"面临着现实效用和逻辑结构的双重困难。在环境伦理学中引入代际伦理的视角、确立未来人类的主体地位,能够解决"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困境。同时,代际伦理研究可以促进跨文化、跨领域的共识,是"人类世"背景下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行路径。     

环境危机反思:重估人与自然的关系

鉴于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严重,有必要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早期的顺应发展到近现代的对立是环境危机的深刻根源;造成这种对立有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原因;相应地从多方面去重塑入与自然的关系,使它和谐、协调,是摆脱危机的现实出路,是环境哲学的使命.     

全球环境问题的哲学审视

全球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事实 ,人类正处于由环境危机引起的生存困境之中。历史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它导致了技术的滥用 ,加速了环境的破坏。正确认识自己在自然中的地位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引导科技的正确价值趋向 ,转变人类的环境观念 ,是人类获得新生之途。     

环境理性与决策规则变化

尽管组织管理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有限理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区别,但是,在本质它们存在高度一致性,即围绕特定的理性目标,探究特殊环境下有限理性对主体行为人决策的影响。本文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理性影响决策规则变化的进行研究,认为环境理性是源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知和合理定义的并对决策者期望效用水平产生影响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状态。并试图用环境理性解释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企业垄断竞争行为与市场多态均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