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驻藏大臣有泰在九世班禅赴印度事件中的应对

1904年7月英国人荣赫鹏进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出走,其留有的西藏政治真空给了英国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开始笼络九世班禅喇嘛,最终1905年11月九世班禅离境赴印。造成九世班禅出关离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身为驻藏大臣的有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泰在班禅赴印、在印、返藏的整个事件上的处理应变迟钝、手段空幻、姿态懦弱,令人深省。     

1910年两位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在治藏思路上的分歧与清廷之裁决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西藏地方发生一件大事,即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出走印度。时任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与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如何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事件以及在此事件前后的治藏思路上存在很大分歧。最终清廷以温宗尧开缺的裁决表明不认可温宗尧"偏软"的治藏思路,而更认可联豫治藏策略,即较为强硬地处理西藏上层的反抗行为,以维护国家主权。     

热振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遴选及坐床

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与遴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热振的地位举足轻重,贡献很大。他之所以主张以拉木登珠为转世灵童并主张不用掣签,既是出于巩固和提高自己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权力与地位的考虑,又与九世班禅、国民政府及内地的主张有关。他先是提出由蒙藏委员会驻藏代表张威白参加坐床大典,随后欢迎中央大员吴忠信入藏主持,并协助吴忠信完成了对转世灵童的认证和坐床。这一切,热振基本上是按照旧例办理的,其权力与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吴忠信与西藏

吴忠信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共八年(1936年8月～1944年8月),他通过对西藏制订治藏法规、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设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理九世班禅喇嘛返藏以及灵童转世等活动,对西藏的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代治理西藏策略之演变

清代治理西藏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1644—1720),清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是松散的,但这种松散之中深藏着高深的政治智慧;同时,在西藏一直采取温和的休养生息政策,营造了一个良好且宽松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第二个时期,也就是1720年之后,清政府在西藏逐步设立完善的行政机构,并派遣驻藏大臣。然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遭到了破坏。纵观清代各个时期的治藏政策,可以归纳出清代治理西藏的策略与清朝本身的国力兴衰密切相关。     

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民国时期噶厦中亲英派政治态度的演变——以擦绒·达桑占堆为切入点的探讨

民国时期,西藏上层贵族中存在以擦绒为代表的政治派别,经历了从亲英军官集团到维新派的演变。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隔绝和剧烈冲突的独特背景下,以擦绒为核心的亲英军官集团形成。他们走"亲英"道路以扩充藏军,并进而改革藏政,这样不可避免地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噶厦产生权力碰撞,同广大寺僧产生冲突。1924年之擦绒事件是这一碰撞和冲突的总爆发,擦绒先后被革去总司令、首席噶伦之职,擦绒军官集团瓦解。此后,擦绒从亲英派领袖变成维新派首领,主要成员亦从藏军军官转为文官。他们一方面主张"致富致强",一方面既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又反对中央政府恢复治藏主权。总之,擦绒政治派别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与英人打交道,但是并非分裂集团。他们之所以"亲英",是想用外人之力竭力维护既得权益,反对中央政府加强治藏权力。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     

后固始汗时期五世达赖权力的集中与扩张

后固始汗时期,五世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以西藏首席教派领袖的身份统领着藏区各教派,而且在和硕特汗王的继位、格鲁派政权各级官员的任免和对西藏乃至整个藏区僧俗贵族封赐土地属民等大量世俗事务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依法行政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可以说,没有哪一部法律的实施象行政法这样艰难。行政法的实施由于“行政”的特点,而经常性地出现权力因素的制约。因此,“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消除权力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将行政的执行权力及其形式纳入法制轨道。无疑这涉及多方面关系的调整,但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略论行政人格评价机制创新

作者认为行政人格的不如人意,确实正在严重地蚀解着政府在群众中的信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公务员人格评价机制实现创新。创新的要件是形成多向性的、公众可参与性的全面的评价机制。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