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以公民参与为基础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的社会条件,公民的政治参与则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他能有效防止权力的异化,规范着政治制度的价值导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通过融汇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氛围,建立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及政府切实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回应水平等途径来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以期达到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目的。     

论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是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重要内容.虽然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完善,但是公民参与政策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增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有利于监督政府行为、有利于进行政策教育、可以使政策评估本身更加科学、合理.而且企业绩效考评与政府绩效考评的相关做法都为政策评估公民参与提供了参考.为了保证政策评估公民参与的进行,在实践层面上有必要注意以下问题:界定公民可以参与评估的政策、合理界定参与政策评估的"公民"、正确处理政策评估中的各种矛盾、设计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程序.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     

公民社会与浙江农村的治理创新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一个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概念的新理论——治理理论被引入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场域中。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为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浙江农村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在公民社会的视域中探索民主治理的创新模式。     

从政府—社会—公民关系看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推进,是在社会管理基础上强调管理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在新时期,面对新的形势,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政府、社会、公民三者治理的有效衔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制度建设,保证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     

公共服务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公民参与

中国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随着政府的转型也正在由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计划体制下公民参与模式是＂官僚—动员＂模式,治理方式是管制型治理,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为＂自愿—权利＂模式,治理方式是公共服务型治理。公民参与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过程中参与内容由参与实施转变成参与安全需求表达、参与社会治安决策和实施、参与防控体系绩效评估。新型参与模式与公共服务型治理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和动态平衡。     

网络社会公民有序参与人大立法的路径与思考

本文针对网络社会的公民有序参与,尤其是公民参与人大立法的路径进行了研究.文章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网络社会公民有序参与人大立法的现状、参与的形式以及网络社会公民有序参与人大立法的挑战与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了应对策略:培养公民参与型文化;发展“E人大”,进行人大制度的创新;规制网络参与;以及推行“E提案”,公民有序参与人大立法路径的创新等.     

西北民族政治发展中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是民族政治发展的标志,也是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多民族的法治国家建构下,西北民族政治发展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必须是一种有序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只有这样的政治参与,才能与国家政治一体化进程相一致。     

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

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社会共治的关键环节。着眼于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矛盾、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从动力、保障、组织三个维度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即以公共精神的培塑提升公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以信息技术的嵌入增强公众参与的质量保障,以自组织能力建设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意识,提高其参与效能,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习惯习俗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网络—认同机制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机制.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以非正式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升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信任,重塑公共精神.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发生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基于青海省的调查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夯实"中国之治"社会基础的必要举措,也是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青年个性特征从保守到创新、从顺从到自我、从孤立到合作的转向,对社区治理理念与方式方法更新、提高公众参与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都具有积极意义.民族地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独特性,经调查发现,青海省存在个别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相关机制不够健全.进一步推进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要以组织建设为统领,提升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力;以扶植社会组织为抓手,丰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关键,提高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以健全机制为保障,畅通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     

公民参与垃圾分类——以广州市万科金色家园为例

垃圾分类不仅可以从垃圾中分离出很多可以从新利用的资源,减少垃圾的产量,降低垃圾处理的负担,保护环境,同时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缓解资源短缺。公民参与垃圾分类处理考验着政府的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力。要把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过程,作为创新城市自治模式的过程,以此推动政府单一主体、自上而下的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转变。     

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     

论中国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及其化解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的均衡性,因为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必然催生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比如政治冷漠、动员型政治参与以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当前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均衡性必须在政治发展上寻求突破.为此,我们要进行观念创新,使政府的治理思维得以现代化;要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正式制度对社会政治参与的容载能力;要积极开展公民文化教育,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civil society”和“community”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变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及这种微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提醒读者,要深刻揭示这种微妙联系,就必须把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协调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当前困境与对策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细胞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社会事业,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自产生以来经历了萌芽与主导性发展、壮大与引导性发展、繁荣与规范性发展等不同阶段并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也面临认识不足、定位不准、管理不规范、人力和经费保障欠缺等困境。对此,提升理念、科学定位、规范管理,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是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走出困境的重要举措。     

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一种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及这种微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及社区“治理结构”之间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提醒读者在深刻揭示这种微妙联系时必须把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协调机制。     

委托代理视角下非营利组织第三方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第三方问责较其他问责方式在独立性、专业性和问责信息广泛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解决非营利组织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需要引进第三方问责的方式.非营利组织第三方问责面临着社会评估公益基金匮乏、信息来源渠道窄、问责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确、问责机构建设不完善、问责能力弱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应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扶持第三方问责主体在我国的发展、解决第三方问责机构弱小、法律不健全等问题;通过拓展问责信息的来源,解决因问责信息来源匮乏而导致的问责结果不准确的问题;通过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设,提高第三方问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