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诗之残缺美

晚唐诗承中唐而实现一大转变,明显区别于盛唐诗近于圆满的艺术之美,具有一种虽美而残、虽残却美的特殊诗美,我们称之为残缺美。这种诗美气象格局较为逼仄、促迫,感情相当幽微、纤细,在风格上偏于柔细、冷峻,题材上转向偏重于对内心的刻画,体裁上专心于五、七言律绝体的锻炼。它以丰富的感性为基础,是颓圮、残破的历史导致的晚唐诗人心灵的残缺在艺术创作中的反映。这正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现象。     

“效体”诗原论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题或诗序出现“效某某体”等显性标志的诗歌可以称作“效体”诗.“效体”诗生成于六朝,并在此期确立了三种创作范式.其发展大致伴随着古人对“体”的内涵的认识变化,总的趋向是从效法体貌、风格,逐渐转向效法体裁、形式.诗歌典范的确立、诗人创作动机的多元、诗坛宗尚和复古风潮的驱使,都是促使“效体”诗产生和兴盛的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创作传统,“效体”诗的意义与价值需要平议.     

生命的律动:藏族汉语诗歌的协畅化音韵追求——以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为例

<正>从诗律学角度看,诗歌音韵体现在节奏、语调和韵律上。"节奏是一个一般的语言现象"~([1]),在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及其他领域都存在。在文学中,节奏指音节的重复性运动,具有某种周期性。藏族诗人进行汉语诗歌的创作时,节奏上的追求总是来自于诗人最无法言说和把握的内心深处,属于母语诗学传统对节奏最基本的要求。音节和谐、顺畅,成为藏族诗人汉语诗歌创作的美学需要。藏族诗学对韵律的要求非常严格,三大类文体:韵文体、散文体及散韵结合体中,韵文体有严格的音步和诗律的要求,又可分为单节诗、组诗、库藏诗、结集诗四类。韵文在藏族传统文类中占据重要位置。藏族口传文化发达,口传文学有诸多韵律形式,前文所提及的"道歌体"、"格言体"、"年阿体"是一种类型,     

张可久散曲风格略论

张可久是元代后期著名的散曲作家,其风格一改前期"艳俗"、"豪放"的特点,呈现出"清丽雅正"、"蕴藏含蓄"的美学风格,而这一风格在其创作的写景作品中尤为突出。文章结合其散曲作品对其艺术风格进行了探讨。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审美风格论

"厚"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集合中一个偏向于风格论的衍生范畴,它的形成与我国古代传统农耕文明、血缘宗法制度和母权文化潜留均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厚"作为一个反映风格形态的美学范畴,主要表现为一种对含蓄蕴藉、自然醇厚的艺术特征的推崇和追求,折射出华夏民族崇尚温婉柔美的审美倾向,是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的审美传统之一。     

徘徊于师古与从今之间——祝允明的古文观

祝允明散文中常常出现"古"与"今"的比对,"师古"还是"从今",是其散文论述的核心命题之一。少年游学、奔波功名期间,他力倡复古纳今,对古文与时文之精华广纳博取、兼收并蓄。宦海沉浮、罢试就选后,他厚古薄今,称"时言不足重"。这种徘徊于"师古"与"从今"之间的颇具矛盾性的观点,从根本上体现的是祝允明"调和古今、平衡两端"的心态。     

剖析诗歌风格的层次

一先由我国古人对诗歌风格的概括说起。我国古人对诗歌风格的概括集中表现在名称的标举上。这种风格品名的标举源远流长，众象纷呈。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首先提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这“八体”（其中精约、显附仅是修辞方法、表现方法）泛指文章风格，也适用于诗。与刘勰几乎同时的钟嵘，在《诗品》中提出清刚、清拔、清雅、清巧、清远、华艳、华美满密满丽、峻切等10种。盛唐时期的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里认定自己的风格“清华奔放”。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己的诗“沉…     

从《淮南子》看汉代审美风格的变化

在美学史上<淮南子>地位重要,其美学风格兼有汉初质朴美、实用美、现实美,同时也显现出转型中的与之截然异质的"鸿大美、壮丽美".于思想内容的"纲纪道德,经纬人事"的"鸿烈"和二十一篇庞大结构以及层层的铺陈、渲染,语词丰富、辞藻华美等方面都有所反映.美学风格转变的实质映射出增强了国力的汉朝,在经济的滚滚发展浪潮中,必将迎来思想活跃和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展现汉初士人究"天地之时",接"人间之事",备"帝王之道"的雄心壮志.     

佛禅思想与韦应物山水诗意境

韦应物是中唐著名的作家,其诗以"高雅闲淡"而著称。本文认为韦诗这种风格的形成实是因其受到唐中后期禅宗思想的影响。唐代禅宗分为南北二宗,韦应物既受北禅宗影响,有默坐的习惯;同时也受到南宗"平常心是道"的观念的影响,且后者的影响更为深远。由于深受禅宗思想影响,他的山水景物诗在意境上,表现出"空灵"、"幽静"、"淡远"的特点,而这些审美风格正是佛禅所追求的境界。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论布尔加科夫小说创作的美学风格

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创作,其美学风格特征是"雄浑、精警、怪异、谐谑".雄浑的美学个性的形成,源自于作家在创作题材上的广博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以及作品在结构艺术上的巍巍壮观;精警的美学个性的形成,源自于作家在小说主题意蕴上的深邃的哲理性求索;怪异的美学风格的形成,源自于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开拓;而谐谑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则源自于作家对讽刺、幽默的俄罗斯传统文学风格的继承和发展.雄浑、精警、怪异、谐谑,这四者的统一,构成了布尔加科夫小说独具个性的美学风格特征.     

中与西的神遇:简论中国现代的旧体译诗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新文化运动为界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成两截,在翻译领域也把继承了苏曼殊等人的清末译诗范式的旧体译诗归为近代的产物而予以轻忽。故而它们不单在现代外诗汉译史中鲜见讨论,在文献整理时罕有罗列,甚至在后出选本译序中也很少得到回顾。本文尝试在新旧诗体论争的语境中,考察旧体译诗在"五四"以后的存在空间、形态及原因,探讨它们在传达西方诗"义旨"与"风格"上取得的效果,并重新认识它们在现代西诗汉译史中的价值与地位。     

至纯至圣的追求——柏拉图美学思想之启示

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可以成为诗人,更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可以在诗的领域中对话先哲,开启一个属于自我的时代。可是,柏拉图之于美学,是做到了的。将哲学领域的思索融入到美学范畴去考虑,在柏拉图的世界中别有意味。结合柏拉图的主要著作《理想国》,可以得知柏拉图对于"美"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对于美学的深刻思考,其对于自然之美与文艺之于人的情感塑造作用,将审美意识从表象引入深层又从深层带到表现深层次内容的"表象"的循环过程,以及对美必须符合完整和统一的标准的判断和解读,同其基本哲学观点一起,即对于艺术、自然、现实关系的分析、对于"理式世界"的看法相结合,互为印证、相互补充,充分彰显了柏拉图美学思想在美学、历史、哲学等语境下的重要价值。当然,柏拉图美学思想中对于诗的批判和其美学思想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解读和评价需要辩证看待,如果将其主要思想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主要观点进行对照,及探寻其背后的哲学意味与中国传统经典《易经》的内在关联,在更广阔的维度理解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对于现实有相当程度的启迪意义。     

“女子善怨”说的文学赋值

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女子善怨",有"女子易于感怨"和"女子长于写怨"两层含义。在先秦两汉政治伦理语境中,原本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女子善怨",被污名化、标签化为"女德无极,妇怨无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式的论说,并与后妃乱政、妻妾造怨等偏见相呼应。与此同时,诗骚、汉乐府、汉赋、古诗十九首等经典作品对女子之"怨"的多样书写,又赋予"女子善怨"说以美学色彩。从批评"女子易于感怨"到发现"女子长于写怨","女子善怨"说文学赋值的关键环节有三:先是两汉文论对《离骚》"盖自怨生"与"香草美人"风格的认肯,中经汉魏六朝闺怨诗与宫怨诗"男子作闺音"的集体风尚,再到唐宋词家对"婉约"美的自觉体认。其情感色彩的翻转,既与"怨"摆脱负面意涵的去污名化有关,还孕育出"婉"这一新的审美范畴。     

现代诗歌“戏剧化”言说中口语的诗化策略

口语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资源的一部分,但芜杂、粗糙、通俗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具天然的诗意。整体考察现代诗歌"戏剧化"言说中口语入诗的风格或策略,可以得出三种诗化途径:一是新月诗人用他们的格律化追求对诗中戏剧化情境中的口语铸以诗之"形"(包括节奏、声音等音乐性),音律确保了口语在诗中的韵味;二是卞之琳把口语置于隐含人生哲学态度、具有禅思"冥想"意味的虚化意境式戏剧化场景当中,对口语赋以诗之"味",提升口语的诗意;三是如翟永明、臧棣、孙文波等1990年代以来的优秀诗人那样创设特异的语境,挖掘口语的潜力,文本中的戏剧化场景使口语产生新的语义编码,赋予口语以诗之"思"。     

论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曾经指出过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事实上,韩愈正是以那些“以丑为美”的诗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境界。诚然,韩诗“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使其诗自成一家于李杜之后,并且对宋诗特点的产生乃至整个美学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也使得宋代那批追随他的诗人从娘胎里就染上了不少坏习惯。     

永恒的悲美:中古时代的挽歌与挽歌诗

挽歌是古人送葬时所唱的歌，由乐曲和歌词两部分组成。春秋战国时期，挽歌已产生。汉魏以后，唱挽歌成为朝廷规定的丧葬礼俗之一。与此同时，挽歌开始冲破送死悼亡的樊篱，有了更广的应用范围，许多士林名流耽爱挽歌。至魏晋南北朝时，挽歌诗成为一时之风尚，许多名士借此充分显示了其蔑视礼俗、潇洒不羁的魏晋风度。挽歌独特的悲哀情调，凄美的美学风格表达了士人以悲为美的美学观念，也是他们各具风神的生存哲学的诗意显现。     

《老人与海》简洁风格的美学意蕴

本文分析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简洁与含蓄的文体艺术,并从美学的视角,审视该作品的内涵:整篇小说像一幅油画,像一首诗,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音乐感.对于现代人进一步研究美国散文风格、语言文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文人小说的“整—性”

由于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的普遍使用,"非整一性"成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小说文体最主要的批评。一般所谓"中国小说"或"白话小说",按其性质本应分为三类:一是"话本",本质上是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二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亦本为说唱艺术,但大多经历了明清书商或文人程度不一的编改;三是明清文人独立创作的"文人小说"。故唯第三类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西方学者的批评仅对应第三类才真正有效。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作为口头说唱艺术时本各有其用,在"文人小说"中此类文字在不同作品中,其文本"整一性"也各自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现存所谓"小说"还原至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我们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